“救援”美國還是平衡經濟？

經濟觀察報 孔誥烽/文 次貸危機以及其后的全球經濟低迷使許多人猜測，也許會有某個國家挑戰美國，成為資本主義全球經濟的主宰國。去年雷曼兄弟的破產揭開了當前全球經濟衰退的序幕。此事剛一發生，便有人宣稱，東亞尤其是中國的發展模式，取得了最終的勝利。美國主流評論家的結論是，2008年經濟大崩潰可能促使全球資本主義的中心從美國移往中國。

但是，到了2009年春，許多人意識到，東亞各經濟體的強盛只是表面現象。發達國家進口需求的劇降影響了亞洲各國的出口市場，使其經濟硬著陸。禍不單行的是，美國政府債券市場或者美元幣值有可能觸底，這使東亞各國面臨騎虎難下的局面：如果它們拋售美國資產，可能導致美元崩潰，但如果它們繼續買入美元資產，雖能防止美元在短時間內崩潰，但它們的風險也加大了，因為假如美元在未來崩潰，它們就會受到更大的沖擊。去年底，中國實行了大規模的經濟刺激計劃，包括政府主導的投資。這一措施使中國及其亞洲貿易伙伴國的經濟明顯回升，但這場經濟增長可能難以自我維系。中國的經濟學家和政策顧問一直在擔心，經濟刺激的效果在未來會消失，但美國的消費需求也不會很快恢復，為中國經濟提供新的動力，而這將使中國經濟又變得步履蹣跚。雖然現在有人大談中國如何能摧毀美元的儲備貨幣地位，構建一個新的全球金融秩序，但在短期內，中國及其鄰國并無多少選擇，只能繼續借錢給美國，從而使美國維持其經濟主宰地位。

中國現在日益依賴富國消費市場，也日益依賴美國的金融工具，必須將其作為本國儲蓄的價值儲備。這種依賴的根源正是東亞的發展模式。東亞發展模式起源于日本和“亞洲四小龍”，后來被中國在大得多的規模上復制。如果要結束這樣的依賴，創造一個更為獨立自主的亞洲經濟秩序，中國就必須通過一場大規模的面向農業的收入再分配，轉變目前的出口導向的經濟增長模式。這種模式的主要受益者是代表沿海出口產業的利益集團，這些利益集團又在一直維護著這種模式，使其永久化。中國必須將這種模式改變為國內消費驅動的增長模式。

東亞模式

日本和“亞洲四小龍”在二戰之后的迅速崛起是眾所周知的，無需在此贅述。在“冷戰”期間，美國向這些東亞國家和地區提供了大量的資金與軍事援助，以激發并指導其工業的發展，同時也保證了美歐市場向亞洲制造品的門戶開放。東亞各國政府主導、出口導向的工業發展之所以能大獲成功，美國的協助是重要原因。

東亞各國經歷了出口導向的工業化，同時其國內消費也較低。這就造成了貿易順差和高儲蓄率，使這些國家積累起了大量的外匯儲備，從而擁有不可小視的金融實力。大多數亞洲出口國認為美國政府債券是全球金融界最安全的投資，因而主動地把它們囤積起來的現金投入到低收益率的美國政府債券中，也使自己變成了美國的主要債權國。它們提供的資金促成了美國的經常賬目赤字，這又刺激了美國對于亞洲產品與服務的胃口，使亞洲國家的貿易順差進一步增加，這又使它們購買更多的美國政府債券。這些相互強化的過程，使亞洲對于美國的市場依賴和金融依賴日益加深。

如果拿中國當前政治經濟最重要的方面與其鄰國處在類似發展階段時的狀況來比較，我們會發現，中國目前的模式基本上是更早的東亞增長模式的翻版，而且是一種極端的翻版。中國經濟對外貿的依賴不斷提升，這表現為，中國出口總值占GDP的比例已從1991年的21%提升到了2006年的40%，而日本、韓國的這個數字的平均值從未超過20%。另一方面，中國私人消費占GDP的比重不斷下降，從1991年的50%降到了2006年的38%，而日本和“亞洲四小龍”自經濟騰飛以來，這一數字一直為50%以上。

而且，中國現在的外匯儲備與美國政府債券持有量，已經大大超過了其東亞鄰國。雖然中國的低成本出口促使美國的通貨膨脹保持在降低水平，但中國大量購買美國政府債券，壓低了這些債券的收益率，從而也壓低了美國的利率。于是，中國在近幾年成為美國經濟活力的首要源泉。

農村危機

在過去的三十年里，中國之所以能實行極端化的以出口驅動的東亞經濟增長模式，主要原因是中國的國內政治經濟局面。中國之所以能保持極強的國際競爭力，主要原因是，中國的制造業工資并不像其他亞洲國家處在類似發展階段時那樣，出現顯著的增長，而是長期停滯不前。

許多人認為，中國工資競爭力的根源是它實行的固定匯率制，這使中國的貨幣被大大低估。另一些人則斷言，中國的農村勞動力大量剩余，這使它能在很長時間里依靠“無限的”勞動力供應來發展，其持續時間遠遠長于其他亞洲國家和地區。但如果仔細審查一番，則會發現，這兩種說法都是難以成立的。首先，中國的工資水平與其鄰國的差距很大，是不能用人民幣的被低估來解釋的。數據顯示，1980年日本的制造業平均工資就已達到美國工資的57%，韓國則在1995年達到美國的42%。但自1980年以來，中國的制造業工資一直徘徊在美國的2%與4%之間。就算人民幣相對于美元升值20%-30%（這是許多批評中國操縱匯率的美國人所要求的），中國的工資依然會明顯低于其他亞洲出口國。

其次，雖然很多人想當然地以為，無限的勞動力供應是中國的自然狀態，但考慮到中國的人口結構，這并不是一種自然現象。相反，這是由中國政府的農村與農業政策造成的。這些政策導致農村破產，農民不斷外流，這有時是有意的政策，有時是無意的結果。

要明白這些政策與中國的低工資水平的關系，我們可以比較一下中國的農業發展與日本、韓國的農業發展。日本、韓國在經濟騰飛之初也曾有大量農村人口與龐大的農業。在“二戰”后的日本，執政的自由民主黨積極引導資金流向農村，具體的措施包括農業基礎設施投資、農業發展融資、農業補貼、對外國農產品征收關稅等。在韓國，樸正熙政權曾在20世紀70年代早期發動“新農村運動”（SaemaulUn－dong），向農村轉移了大量的財政資金，更新農村基礎設施，促進農業機械化，并建立了農村教育機構和合作社。這一措施大獲成功：農村家庭收入與城市家庭收入的比例從1970年的67%上升到1974年的95%，城鄉收入差距基本消失。臺灣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實行了類似的政策，同時還有意識地推進農村工業化。這些措施使臺灣的工業結構呈現分散化的局面，使農民可以周期性地在附近的工廠中工作，而不必完全放棄農業或移居大城市。這使大量的勞動力資源留在了農村，實現了城鄉之間更為平衡的發展。在整個20世紀60-70年代，臺灣的農村人均收入一直保持在城市人均收入的60%以上。此類政策造成的自然結果是，農村的剩余勞動力迅速得到了吸收，而制造業的工資也大幅上漲了。

與此形成反差的是，在過去的20年里，中國政府將主要投資集中于城市工業，尤其是沿海地區的工業，農村和農業投資則相對滯后。國有銀行也主要致力于為城市工業發展提供資金，而忽視了對農村和農業的資金投入。在過去20年里，中國的農村人均收入從未超過城市人均收入的40%。

這種偏向城市的做法之所以發生，至少部分原因是，來自南部沿海地區的一群強大的城市工業精英主宰了中國。這群人是在中國最初融入全球經濟時誕生的，在中國的出口繁榮中擴大了自身的財力與政治影響力，并日益嫻熟地主導中央政府的政策，使其符合自身的利益。

這種偏向城市的做法造成中國農村經濟相對停滯，也使那些處于農村地區的地方政府財政拮據。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農民收入下降，在市場化改革初期曾創造大量就業崗位的農村集體企業鄉鎮企業（TVE）衰亡，于是農村的年輕勞動力大都被迫遷往城市，這造成了一場惡性循環，加劇了農村的社會危機。但是，很多時候，我們不僅忽視了農村，還利用農村來支持工業的發展。近期的一項研究發現，從1978年到2000年，資金不斷從中國的農村農業中流出，流向城市工業，而且流量越來越大，其原因一是政府的財政政策（稅收和政府開支），二是金融系統的變化（儲蓄存放銀行與貸款的變化）。以2000年的不變價格計算，1990年中國農村向城市的資金轉移為752億元，2001年升到了4091億元。

因此，正因為中國實行了偏向城市的發展模式，中國才能長期擁有“無限”的勞動力供應，工資的長期停滯也成為中國經濟奇跡的一個重要特征。這一模式也造成中國的貿易順差不斷上漲，使其全球金融實力不斷上升。但是，這一發展戰略造成的低工資和農村的低生活水平，束縛了中國的國內消費市場，加深了中國對發達國家消費需求的依賴，而發達國家也日益依賴中國及其他亞洲出口國的大量借款。

恢復平衡的障礙

一直以來，中國及東亞各國政府利用其外匯儲備購買美國國債，它們不僅是在追求看起來穩定、可靠的收益，而且是在有意識地維持美國不斷攀升的經常賬目赤字，從而使美國對它們的出口的需求持續提高。但美國的赤字是不可能無限擴張的，最終可能導致美元或者美國國債市場崩潰，導致美國大幅調高利率，最終結束美國人的消費狂歡。如果是那樣，不僅中國的出口引擎將遭受致命打擊，而且由于中國已有的投資劇烈貶值，中國的國際金融實力也將大打折扣。

中國的出口導向模式不僅使中國經濟受制于全球市場的波動，而且嚴重影響了國內消費。如前所述，中國的出口競爭力主要是以工資的長期停滯為基礎的，而最終的根源是政府實行偏向城市的政策，導致了一場農村危機。中國的出口產業繁榮興旺，但它并不讓工人分享更大份額的利潤，從而提升他們的生活水平，而是將大部分盈利轉化為了企業儲蓄，而中國的企業儲蓄現在占總國民儲蓄的很大比例。官方數據表明，從20世紀90年代晚期起，中國總工資占GDP的比例從1997年的52.8%降到了2007年的39.7%，私人消費占GDP的比例也從46.8%降到了37.4%。與此形成鮮明反差的是，公司利潤占GDP的比例大幅攀升，從1997年的20.4%升到了2007年的31.3%。1990-2008年，雖然中國的私人消費提升了15倍，但與固定資產投資的37倍增長相比，是遠遠不及的。

中國已經成為一個亞洲生產體系的中心，從日本、“亞洲四小龍”和東南亞等地進口大量的資本產品、制造品零部件和自然資源，然后將其組裝成最終產品，提供給發達國家的消費市場上。但是，中國有潛力成為其他亞洲消費品制造國的主要進口國之一，進口大量制成品，這一點還有待實現。

為了著手讓中國的發展模式恢復平衡，中國中央政府從2005年開始，通過提升農民和城市工人的可支配收入來刺激國內消費。它采取的第一波行動是廢除農業稅，提高農產品的政府收購價。這些意在提升農民生活水平的措施，雖然只不過是邁向正確方向的一小步，卻產生了立竿見影的效果。農村與農業的情況略有起色，使農民涌入城市的遷移潮有所放慢，而且，沿海的各出口加工工業區出現了突然的勞工短缺和工資上漲?？吹酱饲榇司?，許多經濟學家宣布，“劉易斯拐點”（農村剩余勞動力全部得到吸收的時點）終于到來了。

正如中國的“無限”勞動力供應主要是政府政策的后果，而不是中國發展的自然前提一樣，“劉易斯拐點”到來的原因，事實上也不是市場無形之手的推動，而是中國政府調整了過去偏向城市的政策。這一調整使農民收入和工業工資出現了空前的大增，而且，雖然發生了通貨膨脹，但商品零售額依然大增。但中國政府只不過是朝著國內需求驅動的經濟增長的方向邁出了第一步，沿海出口產業的既得利益集團便開始大吵大嚷起來，宣稱自己的發展前景惡化了。他們要求政府采取補償政策，以保護其國際競爭力，還試圖破壞政府采取的后續性的提升勞工階層生活水平的行動，新的《勞動合同法》和由政府控制的人民幣升值。

2008年11月，由于全球經濟危機爆發，中國的出口發動機熄火，中國立即推出了一個大規模的財政刺激方案，總額達5700億美元。這場大規模的干預行動最初得到了許多人的歡迎。他們認為可以利用這個珍貴的機會，讓中國經濟加速恢復平衡，轉向內需型經濟。他們還期待這項刺激計劃以醫療保險、社會保障等社會開支為主，從而進一步提升勞工階層的可支配收入和購買力。

但事實上，在這項經濟刺激方案中，用于社會開支的資金只占20%不到，大部分資金將成為鋼鐵、水泥等已有產能過剩問題的產業的固定資產投資，并用于修建世界上最大規模的高速鐵路系統，而這個系統的盈利前景和實用性都還不確定。這項經濟刺激方案向社會福利機構和勞動密集型中小企業提供的幫助并不多，因而不會給人們的可支配收入和就業帶來多大的改善。更嚴重的是，出口業的突然崩潰似乎嚇壞了中國，它放棄了之前扭轉經濟失衡的努力，而是恢復了一些促進出口的舉措，如出口退稅和暫停人民幣升值。為了維護其自身的生存，這些出口產業的一些代言人甚至利用經濟危機的時機，要求暫停實施2007年新《勞動合同法》。

雖然這項財政刺激方案規模龐大，但它幾乎不會促進國內投資，降低中國對出口的依賴程度。雖然根據刺激方案，政府也將大量資金調往西部省份，緩解沿海與內地的發展差距，但該方案主要促進的是資本密集型的、以城市為導向的經濟發展，從而實際上加劇了城鄉分化。2009年上半年，中國的投資依然延續幾年來嚴重偏向城市的趨勢，城市投資達到了農村投資的7倍多。此前的幾年里，城市居民收入與農村居民收入增長率的差距已有所縮小，在2005年為3.4個百分點，2007年為2.7個百分點，2008年為0.4個百分點。但在2009年上半年，這一差距又反彈到了3.1個百分點。其實自2005年以來，中國農村生活水平相對有所提高，這也促進了國內消費的小幅增長，但由于經濟刺激方案的影響，這些向好的趨勢又停止了。

中國政府實行這場大規模財政支出的真實意圖是，在短期里通過政府主導的投資大潮來使經濟繼續快速增長，并等待出口市場的好轉。到2009年夏，數據顯示，這項刺激計劃已成功防止中國經濟墜落深淵，并促成了一輪有力的反彈。但在2009年的頭7個月里，中國GDP增長的將近90%完全是由固定資產投資驅動的，而銀行大量放貸、政府增加開支是這些投資的源頭。許多固定資產投資是低效的，基本上沒有盈利的 （2009年的頭8個月，主要工業企業的利潤與2008年同期相比降低了10.6%，而在之前的今年里，這些企業每年的利潤增速高達20%以上）。如果出口市場不能及時好轉，財政赤字、銀行壞賬和產能過剩的惡化將在中期導致一場更嚴重的經濟低迷。用著名中國經濟學家許小年的話說，這項大規模經濟刺激計劃是“飲鴆止渴”。

前景

在過去的20年里，中國已經崛起為東亞生產網絡中的最終組裝國和出口國。它還成為美國的最大債權國和持有外匯儲備最多的國家。中國已經證明自己在成為“世界工廠”之后，還有成為“世界市場”的潛力。因此，中國有很強的潛力，它能幫助亞洲及所有發展中國家擺脫對發達國家、尤其是美國的市場和金融依賴，從而構建一種新的地區與全球經濟秩序。

然而，中國雖然有引領發展中國家的潛力，但這還遠未變成現實。目前為止，中國的策略是借錢給美國，以便于其從中國進口。這樣的策略只是讓中國及其供應國更加依賴美國消費市場與債券市場，使自己在面臨全球經濟的動蕩時不堪一擊。中國長期出口競爭力的根源是一種獨特的發展模式，這種模式讓農村破產，從而使低成本的流動勞工能源源不斷地涌向沿海的出口產業。這就會使貿易順差不斷增加，這也許能提升中國的全球金融實力，因為中國持有的美國國債越來越多，但對工資的長期壓制阻礙了中國人消費能力的提升。當前的金融危機大大削弱了發達國家的消費需求，加大了美國國債市場和美元崩潰的風險，這是一個遲來的警示，它告訴中國，改弦易轍已是當務之急。

中國政府非常明白，繼續積累外匯是不明智的，因為那會使中國已經持有的資產的風險增大，或者促使中國轉而持有風險更高的資產。中國還很明白，中國需要降低對出口的依賴，通過增加勞工階層的可支配收入來刺激國內需求的增長。要實現這樣的轉變，中國就必須將資源從沿海城市向內地農村轉移，并使政策向內地傾斜，而中國的內地長期在社會上邊緣化，消費不足，所以有很大的改善空間。

但是，由于在幾十年的出口驅動發展模式中，那些利益集團已經根深蒂固，所以這是一個異常艱巨的任務。這一群體現在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政府政策的制定與執行。目前為止，這一群體激烈反對任何這樣的調整。中國精英階層中的這一主宰性的群體已經與美國的統治階層形成了一種共生關系，前者是世界經濟中的出口者和債權人，后者是世界上的消費者和債務人。一直以來，美國統治階層努力通過保障美國人的生活水平來維持其在國內的主宰地位。太平洋兩岸的這兩個精英群體雖然不時爭吵，但它們有共同利益，那就是長久維持各自在國內的既有地位，并長期維持當前全球經濟的失衡局面。

除非中國出現根本性的力量轉移，代表農村草根利益的力量取代沿海的城市精英成為主導力量，否則中國將繼續代表亞洲各出口國來維持美國經濟的活力，而且被美國綁架。近年來，“盎格魯－撒克遜”世界的上層變得更尊重其亞洲伙伴了，還邀請中國在一個“中美國”的全球秩序（也稱G2）中扮演“利益相關者”的角色。他們的意思是，中國不能搗亂，而應該繼續維持美國的經濟主宰地位。這就能使美國政府贏得寶貴的時間，以通過借債得到的政府資金投資于綠色科技等創新領域，成為國際經濟中的新興行業的主導者，從而扭轉目前的不利局面，將現有的優勢地位轉變為一種綠色霸權。這似乎正是奧巴馬政府的長期打算，它希望以此來應對目前的全球經濟危機和美國實力的衰落。

中國依賴的美國消費市場正在崩潰，中國不得不大量購買的美國國債充滿風險。如果中國能實現發展模式的轉型，使國內需求和出口變得更均衡，它不僅能擺脫這樣的依賴，還有利于其他亞洲國家與地區的生產商，因為它們也渴望擺脫這些風險。更重要的是，如果其他發展中國家都進行類似的轉型，強化發展中國家之間的貿易，則它們彼此便會互為消費者，這將給發展中世界帶來自主而均衡的經濟增長，從而創造一個新的時代。

雖然有種種悲觀的預測，但中國已成功實現了2009年GDP增長8％的目標，而且它向全世界證明，只要有恒心有毅力，它就能跨越所有艱難險阻。而現在中國政府的當務之急是，要把從經濟復蘇中得到的自信轉化為一種勇氣，要敢于不顧那些維護當前失衡增長模式的利益集團的阻撓，推進被長期耽擱的財富再分配改革，以提升普通人的收入和消費能力。因為西方國家的消費市場已委頓不振，保護主義的風險日益加劇，所以如果中國走出這重大的一步，那不僅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中國民眾的福祉，決定中國的經濟恢復能否長久維系，而且將決定亞洲及發展中世界的其他生產型經濟體能否保持活力。

（作者為美國印第安納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劉波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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