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還有多少“黑社會”？

經濟觀察網 張曉暉/文 時下正在轟轟烈烈“打黑”的重慶，加之媒介鋪天蓋地的報道，一夜之間，讓人仿如回到了1949年解放之前：軍統下的特務遍布大街小巷，黑社會盛行，江湖規矩袍哥說了算……

11月3日上午，我參加了謝才萍“涉黑”團伙的宣判，“犯人們”一個個昂著頭，在審判長宣讀判決書的時候，都十分不服的表示要上訴，聲音亮如洪鐘。

但是也有例外的，聽到判決之后，其中一名女犯癱軟在地上，已無法自主站立，只能任由法警抬出去；同案一名女犯則放聲大悲，嚎啕不止，當審判長問她是否要上訴的時候，她哽咽但堅決的回答：“要”——似乎自己蒙受了不白之冤。

這似乎十分不符合黑幫成員的特征，那些訓練良好的黑幫分子甚至還懂得如何在鏡頭面前表現自己，比如微笑著面對采訪機，或者臉上鎮定得看不出絲毫的驚慌與恐懼。

通常人們喜歡看到罪犯的痛哭涕零或者下跪悔過，人類總是按照自己的價值觀和道德體系去要求他人，比如謝才萍，有些媒介在審判前就已經開始對其進行了道德上的“審判”——比如她包養了16名年輕男子；再如文強，還未開審，就有媒介傳出：“文強已經招供了，只要是來過重慶的女明星，他都會千方百計的去跟她睡上一覺”……諸如此類新聞實在是粗制濫造得可笑。

而我們，每每在茶余飯末的時候，拿上一份報紙，或者打上一通電話，再先進一點的，坐到電腦面前瀏覽一圈有關重慶打黑的花邊新聞。

之后，當我們再向第三者口口相傳的時候，重慶的黑社會無形之中就被放大了，而被放大的東西，似乎盡是一些自我內心深處的齷齪面，比如如何包養男子、如何跟女明星睡覺之類的細節，以及自己對黑社會豐富的想象。

謝才萍是文強的弟媳婦，當庭宣判之后，他們一個個都被拉上了囚車，而犯人們的其中一部分家屬，坐法院門口的水泥地上失聲痛哭，奇怪的是，他們并不畏懼媒體的鏡頭，他們抽泣著為犯人們辯白：他們不是黑社會，他們只是打打牌，聚眾賭博而已。

新的疑問接踵而至，他們值得同情嗎？

法庭上，犯人們自認不是黑社會；宣判后，家屬們也認為他們不是黑社會；旁聽席上，甚至有些旁聽者，也嘀咕著說他們不太像黑社會。如果這么多人都覺得他們不像是黑社會，那么在法律上，他們為什么會被認定為是黑社會呢？

在短暫的記者生涯里，我見過重慶的黑幫，是那種正兒八經的見面。2006年世界杯期間，因為一篇稿子觸及了一家世界知名的賭博公司，他們設在澳門的一個境外賭博集團來了個人，約著我在解放碑的茶樓里聊了一個下午，那天下午的談話內容基本上是圍繞著“死亡的痛苦”進行，很有哲學探究的意味。

因為沒有達成溝通上的共識，澳門的黑幫便委托重慶的幫派分子來處理此事，我在當時的老重慶賓館（現已拆掉重建）咖啡廳見到這群重慶的黑幫——他們的確很像黑社會，個個剃著平頭，然后裝模作樣的將你圍在一個圓圈的中心，之后再告訴你最近跟誰打過電話，你通話對象的住址，意思很簡單明了，我們能通過一些手段，查到你的底細。

是的，這的確是重慶的黑社會，他們讓你感覺到了無形之中的一種恐懼；或者說，他們裝扮成黑社會的樣子，讓你感受到了壓力。

那么，重慶究竟有多少黑社會呢？最近兩個月，媒介轟炸似的報道，令所有的百姓，都堅定的認為，打黑之前的重慶，似乎就是黑幫的天堂，犯罪的場所。

人們對于黑社會的認識，起初多半是源于報刊、電影，更多的則是自于內心深處對未知世界的一種自我恐懼。

比如我所處的媒體行業，就經常有同仁在采訪之前向我表達了一種擔心，寫了稿子之后會不會被有關部門斃掉，去采訪會不會有危險，這個人會不會在日后對你實施報復，總之，在做這個采訪之前就已經顯得憂心重重；再者，當他寫稿的時候，又開始進行自我審查，比如這個語氣詞是不是用得太重了，是不是不該這樣去描述，這樣會不會讓編輯承擔太大的風險。

同樣的，人們在聽到“黑社會”一詞的時候，便馬上會聯想到意大利的黑手黨、教父、日本的山口組之類的電影故事。其實我們擁有的七情六欲，在黑社會成員身上，他們同樣具備，甚至比我們更敏感，更多情。因此，一旦這個黑幫分子出現在世人面前的事情，他似乎變得跟我們心中想象中的那個“黑幫分子”有點不一樣，因為我們事先早已將其定義成了我們心目中的“黑社會”。

再看重慶目前抓到的這幾個典型的“黑社會”組織，他們其中的一些行為，基本跟常人無二異。聚眾賭博——也許你也經常玩點彩頭，只是他們賭注更大，抽水更多；非法經營——也許你也未曾繳納個人所得稅，發過小筆的意外之財等等。

當他們的行為，如此真切的出現在世人的面前之時，一旦人們覺得跟自己心目中預期的“黑社會”不一樣的時候，同仇敵愾的悲憤之情就或許會有所消化。

當人們聽到“誰誰誰是黑社會”的時候后，就如同魯迅筆下的阿Q，難免在心中對此人作出一番聯想，比如阿Q認為，一男一女站在大街上說說話，兩者很可能藏有奸情——引申開來，比如謝才萍是“黑社會”女老大，那么她一定包養了很多個男子，她肯定是個蕩婦；比如文強，他一定是十惡不赦，嫖娼、玩弄女明星、強奸未成年少女；比如某個貪官被法辦了，肯定貪了不止法院查辦的這么多錢吧，肯定背后還有更大的黑洞。

在人民民主專政的體制下，我們的想象力太豐富了，而我們的自我審查又太嚴格了——通過報紙、電視這樣長篇累牘的報道，我們常經常會發現一些荒唐的新聞，比如一些罪犯為了練膽子，竟以殺人作為過關的門檻。

其實，重慶可能并沒有人們想象中如此多的“黑社會”，是我們的想象助長了這么多的“黑社會”，當然，我們對未知事物的潛在恐懼，也是造就“黑社會”的一個重要成因，一如我的重慶當地同行們的擔憂：害怕明天這篇稿子又被編輯部、報業集團、主管部門乃至更多的部門“槍斃”了一樣。

它們是一樣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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