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克：告別“切卡德”年代

經濟觀察報 金雁/文 在我去過的所有中歐國家中，捷克是我最喜歡的一個。捷克首都布拉格享有“世界上最有魅力的城市”和“建筑史上的博物館”的美名，其城區建筑從哥特式到巴洛克式和洛可可式，從文藝復興時代的風格到后現代的各種流派，將滄桑厚重的歷史內涵與超越時空的未來派渾然天成地融合在一起，能做到這一點的城市，似乎只有布拉格。穿城而過的伏爾塔瓦河將布拉格市區一分為二，在兩岸的綠茵之中，紅頂白墻層疊錯落，民居多彩多姿，黑塔金頂的教堂形態各異，使人仿佛置身于一幅幅最具歐洲特色的油畫之中。站在老城廣場放眼望去，任何一個街道都有六七百年以上的歷史，尤其是暮色下在波西米亞式的咖啡館里一邊品嘗冰鎮甘醇的比爾森啤酒，一邊沉醉在極具文化魅力的氛圍里，那種穿越歷史與未來的體驗讓人回味無窮。

捷克歷史上出過很多文化名人，如《好兵帥克》的作者哈謝克，現代文學的開山鼻祖卡夫卡，在中國有廣大讀者的米蘭·昆德拉，杰出的劇作家、捷克前總統哈維爾，以及音樂家德沃夏克、斯梅塔納等。捷克人自稱他們是“無霸氣而有貴族氣的國家”，是 “政治上的小國，文化上的大國”。昆德拉有句名言：“做小國人的優勢在于，他可以成為一種世界性的公民”，這些都充分體現了這個最西邊的斯拉夫國家的文化歷史特點。

布拉格之春

糾纏在日耳曼歷史中的斯拉夫國家

說起捷克，稍微要回溯得遠一點。地處歐洲心臟的捷克與德國是近鄰，彼此間有850公里的國境線，加之南邊的奧地利，可以說捷克被說德語的人從三面包圍。捷克人屬于西斯拉夫人，在人種上與波蘭人相近，但是他們的文化、民族傳統、思維方式、對現實的反應甚至飲食習慣，都和德國人很接近，以至被人稱為“說斯拉夫語的德國人”。

10世紀時，西斯拉夫人在這片土地上建立了捷克公國，后人一般稱“波西米亞王國”。隨著庫特納霍拉銀礦的開采，捷克一躍成為歐洲的重要國家。在13世紀，捷克君主成為神圣羅馬帝國的七大選帝侯之一。在查理四世統治時期，布拉格是神圣羅馬帝國的中心，并于1346年擁有了中東歐第一所大學——查理大學。15世紀初曾任布拉格大學校長的胡斯，反對教皇兜售贖罪券，反對教會占有土地，主張用捷克語做禮拜。1415年胡斯被處以火刑，導致胡斯戰爭爆發。

1618年5月，以圖倫為首的30名捷克人為反抗哈布斯堡王朝對新教徒的迫害，拒絕接受哈布斯堡皇室的斐迪南大公為國王，起義者沖進王宮，將代行王權的十人小組中的兩個成員扔出窗外，釀成了著名的“擲出窗外事件”，引發歐洲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間的“三十年戰爭”，一直打到1648年。這場戰爭極為慘烈，上百萬人喪生，捷克人口只剩下原先的1/4，擁護胡斯教派的知識分子有3萬逃往國外，3/4的捷克土地被沒收，此后便開始了歷時三百年的“日爾曼化”時期。

這個階段對捷克的歷史和文化有重大的影響，殘酷的宗教戰爭和異族統治，使捷克人的生存哲學變得謹慎而現實，正如19世紀的捷克“復興運動”領導人卡雷爾·哈烏里切克總結的，“別人是為了祖國復興和強盛而死，而我們是為了祖國存在而活”。捷克在被并入哈布斯堡王朝后，其新教貴族大部分被流放和處死，來自德國和奧地利的貴族占據了捷克的土地，隨之而來的還有大批的德國移民。捷克的民族精神受到打壓，文化受到摧殘，德語成為官方語言，街道、商店、交通路標都使用德語名稱，在報紙、廣播和電影中，德語都是優先語言。這一情況的長期持續，給捷克文化帶上了難以褪去的德國烙印，一直到19世紀，從捷克人教會和學校中涌現的知識分子才使獨立精神得到復蘇，捷克的國家復興意識才再次萌發。

懸而未決的蘇臺德問題

我們此行不僅是一次歷史文化之旅，而且是考察“新歐洲”國家轉型之旅，所以設計的路線與常規旅游有很大不同，特意安排了一些游人不常去的地方。我們去了前東德的三個州之后，從德累斯頓坐船沿易北河逆流而上，進入捷克的蘇臺德地區，就是想要考察一下這個如夢魘般一直纏繞著捷德兩國的“蘇臺德”問題。

所謂“蘇臺德”地區，是指捷克摩拉維亞北部邊境的蘇臺德山脈所處的地帶。二戰之前日耳曼人一直住在這里，1938年希特勒支持這里以“回歸德國”為目標的“漢倫黨人”，以日爾曼人要同處在一個“大德國”為借口，為入侵捷克制造理由，而英法兩國犧牲捷克的利益，在捷克代表缺席的情況下簽訂《慕尼黑協定》，將蘇臺德地區約2.26萬平方公里、人口300萬的一塊土地劃歸德國。二戰期間，捷克深受納粹德國的蹂躪與奴役，有36萬人喪生，另有80萬人被掠到德國作勞工，德國給捷克造成了7000億克朗（戰前克朗）的經濟損失，但是捷克是唯一沒有得到德國賠償的國家。

1945年二戰結束后，根據戰勝國的協定和捷克總統貝奈斯的法令，蘇臺德的日耳曼人被沒收全部財產，強制遣返，在因戰爭中蒙受巨大損失而導致的復仇心理驅使之下，捷克人對蘇臺德地區的日耳曼民眾實施了暴力掠奪和武力驅逐，迫使許多人丟棄所有家產倉皇逃離，而易北河對岸的美軍禁止他們靠岸，無奈之下他們又返回原住地，但捷克士兵又將他們趕下冰冷的拉貝河（易北河的捷克名稱），試圖爬上岸的人又遭到機槍掃射，很多人當場喪命，成為非戰爭狀態下的犧牲品。

制定這個政策的人是被捷克人尊為 “第二國父”的貝奈斯。貝奈斯在一戰時是捷克斯洛伐克的民族委員會總書記，1921－1922年的捷克總理、1918－1935年的捷克外長，二戰中在倫敦組成流亡政府并擔任總統，二戰后于1946年當選為捷克總統，1948年在蘇聯人的逼迫下退休，隨即去世。貝奈斯為捷克的生存問題苦苦思索，并認為在夾縫中維持東西平衡路線是捷克的生存之道。他提出了“不在一棵樹上吊死”的“貝奈斯公式”（50％面向東方，50％面向西方，而不是100%面向西方），從此奠定了對外政策上的 “捷克模式”。因為他們看到西方為了自?？梢噪S時犧牲小國的利益，1938年的 《慕尼黑協定》就是明證，而且在蘇臺德問題上需要取得蘇聯人的支持，于是捷克提出充當“東西方橋梁”的思路，并認為同蘇聯“大叔”合作是不可避免的，因為東方不僅是個大市場，還是物產豐富的原料產地，完全排斥東方的“一邊倒”政策是危險的。正是“貝奈斯特色”的外交策略為捷克贏得了蘇臺德地區。

60年來,被遣返的日耳曼人一直要求返回家鄉和獲得經濟賠償，他們在1950年組織了“重返故鄉”的“蘇臺德回鄉運動”組織，年年舉行游行示威，向德捷兩國分別施壓，提出賠償1700億馬克和回到原住地的要求。東歐劇變以后的1992年，德捷兩國簽訂的友好合作條約沒有涉及這一敏感問題，蘇臺德問題一直懸而未決，成為二戰后遲遲未能解決的“戰爭后遺癥”。

1993年捷克總統哈維爾與總理克勞斯分別出訪德國，為解決這一敏感問題尋找出路，當時德國科爾政府提出的解決方案是：德國為納粹期間受害的捷克人提供賠償性的人道主義援助，作為交換，捷克與蘇臺德日耳曼人進行溝通對話，尋求解決渠道。捷克接受了科爾的提議，經過從1995年1月到1996年12月的談判，終于達成 《德捷和解公告》。德國就1938－1945年對捷克的占領進行道歉，捷克就二戰后以極其粗暴的方式從蘇臺德地區驅趕日耳曼少數民族的行為進行道歉?！逗徒夤妗窙Q定，由德方出資1.4億馬克，捷方出資2500萬馬克，共同成立一個“未來基金”，協商解決蘇臺德問題。1997年初，德捷兩國總統在聲明上簽字，兩國議會隨后加以批準。

似乎“蘇臺德問題”至此畫上了句號，但實際上，由于“未來基金”的金額與蘇臺德日耳曼人要求賠償的金額相差太大，而且“返鄉要求”在現實中無法落實，蘇臺德日耳曼人要求返回原住地、討還故土和財產的游行仍在年年舉行。德國總理默克爾上臺之后，仍像科爾那樣與捷克總統克勞斯相互道歉，但都無法取得當事者的諒解，民間的對立情緒遠遠大于政治家的預期，這個深深影響德捷兩國關系的問題依然沒有完結。

我們從德國進入捷克后，首先拜訪的是蘇臺德地區最大的城市烏斯吉，這里曾經是捷克的“巨無霸”企業斯波萊克冶金化工聯合體的所在地，是社會主義時代的工業重鎮。我們在到達捷克邊境以后，發現捷克與剛剛離開的前東德形成很大的反差，過時的企業廠區、矮小的樓房、陳舊的公共設施、道路上方橫七豎八的電車線路以及老古董一般的有軌電車，讓同行者大失所望，大家一致認為，若不是有些尖頂教堂，這里就像是中國的某個鄉鎮城市，就連政府機關的辦公大樓，也是毫無特色的蘇式水泥灰板樓，好像轉軌在這里陷入了時間停頓，唯一看到的改變是在“革命書店”上層樹立起的“CASINO”（賭場）的醒目標志。我們特意去了驅趕蘇臺德人的拉貝河大橋，橋頭立著一個醒目的銅牌，注明該橋被命名為“貝奈斯大橋”，以紀念二戰勝利后對收復該地有功的貝奈斯總統。這下我們明白了，是什么導致了烏斯季停滯不前：看來在德捷蘇臺德“心結”徹底化解之前，烏斯季的發展勢必要受到影響，房地產商、投資商、地方規劃部門等都缺乏長遠打算，在誰都無法確知未來的情況下，這里的經濟恐怕一時難有大的起色。

被遺忘的角落：曾經的“切卡德”

在捷克期間，我們專門要求去赫赫有名的切卡德企業的廠區看一看，因為它不僅是奧匈帝國時代工業化的產物，也是社會主義時代捷克數一數二的巨型企業，最盛時有四五萬工人，是捷克機械行業的龍頭老大，也曾是捷克人的驕傲。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它出產的機床銷往所有的由蘇聯牽頭組成的 “經互會”國家。上年紀的中國人熟悉的沈陽中捷友誼機床廠，就是捷克的切卡德廠援建的。

這個工廠之所以有名，不僅是因為它生產的精密機床聞名于世，而且因為它在1968年“布拉格之春”中的鮮明態度以及在蘇軍占領下扮演的政治角色。1968年1月杜布切克當選捷共中央第一書記，提出建立具有“人道主義面貌的社會主義”，4月捷共中央通過了反映改革策略的《行動綱領》，得到社會的廣泛擁護，切卡德工廠的工人要求通過市場競爭實現經濟民主化，反對指令性的管理方式，成為產業工人中的領頭羊?！安祭窨酥骸钡母母锢顺庇|犯了蘇聯的利益，于是蘇聯在1968年8月20日以25萬大軍一夜之間占領捷克全境，要用克里姆林宮的嚴寒驅逐布拉格的春意，用坦克粉碎布拉格的改革浪潮，扼殺捷克人探索本國發展道路的努力。杜布切克、斯姆爾克夫斯基、切爾尼克、克里格爾等捷克一線領導人被挾持到莫斯科，以此來毀滅東歐民眾最早的民主化希望。

在這個過程中，捷克民眾發動過和平的抵制，其中最有名的一次動作，就是在蘇軍的鼻子底下，在捷共改革派的所有領導人都被扣押的情況下，捷共內的改革派依靠切卡德工人的支持，于1968年8月22日在切卡德廠區秘密召開了捷共第十四次非常代表大會。躲過了蘇軍的嚴密監視，切卡德工廠的工人和布拉格的市民，將全國各地選出的1543名代表秘密護送到切卡德工廠，最后有1192名代表出席。大會通過一份《告全國人民書》，抗議蘇軍入侵和非法囚禁杜布切克等人，并選舉被關押的杜布切克、斯姆爾克夫斯基、切爾尼克、克里格爾以及反對蘇聯的齊薩日、?？说热藶榻莨仓醒胫飨瘓F委員，號召全國掀起罷工，用各種方式抗議蘇軍入侵。這次會議在當時的影響非常之大，“切卡德會議”成為“第十四次非常代表大會”的代名詞。很快，整個捷克成為一個沒有門牌、沒有路標的國家，蘇軍的行動陷入極大的困難。1968年11月7日，布拉格幾萬群眾利用“十月革命節”的時機上街游行，焚燒蘇聯國旗。1969年1月8日，查理大學哲學系一年級學生楊·帕拉赫為抗議蘇聯入侵而自焚，幾十萬人為他送葬。3月，捷克冰球隊在世錦賽中戰勝蘇聯隊，捷克舉國歡慶。在這些行動的組織背后，都有切卡德工人的積極活動，所以“切卡德”成為工人隊伍中“布拉格之春”的一種象征。后來胡薩克在蘇聯支持下上臺，開始所謂的“正?；睍r期，當時的捷克政府對“切卡德會議”進行了譴責，宣布它為“非法行動”，但是這次大會始終是捷克黨內民主運動的一個非常重要的象征。

后來蘇聯對捷克進行了大清洗。1970年2月，捷共中央更換黨證，50萬人被開除出黨，主席團和書記處50％以上的人被開除，70％的企業領導人被撤換，200萬人受到株連，20萬人流亡西方，其中2/3是專業的知識分子。在相當長的時間里，捷克政治上萬馬齊喑，經濟上走入死胡同，社會矛盾進一步尖銳，終于導致了1989年的劇變。

也正是因為有“切卡德會議”，在東歐劇變之后，各國共產黨中唯一沒有改名的就是捷克摩拉維亞共產黨 （簡稱“捷摩共”）。捷摩共雖然不像東歐其他共產黨那樣改名、重建，轉而奉行社會民主主義的理論，但仍然具有一定的感召力，至今仍是捷克政壇的第三大黨，主要原因就是，該黨的“十四大”資源在民眾中口碑尚好，因為它在“布拉格之春”問題上采取了與親蘇的黨內體制一刀兩斷的政策。在捷克劇變之前，捷摩共就已經宣布，他們要繼承“布拉格之春”的傳統，把親蘇的胡薩克集團全部開除出黨，強調自己與切卡德工廠的捷共十四大路線是一脈相承的。

正因為捷共十四大的特殊地位，我們都很想看看四十年之后又經歷了經濟轉軌的切卡德現在究竟怎么樣。接待我們的人感到很詫異：現在捷克的年輕人都已不知道切卡德了，遠從中國來的客人還念念未忘。但是遺憾的是，那個時代已經結束，20年的經濟轉軌使切卡德化為烏有，它原來的廠區大多已被房地產商開發成住宅樓和商用樓。幾經查找，有人幫我們打聽到了在布拉格九區的“切卡德會議”的舊址（尚缺進一步的確證）。我們隨即來到那里，發現那是一個廠區，有一片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修建的四層的黃色廠房，整個地方雜草叢生，凋敝荒涼，所有的玻璃全都破碎，殘破不堪，與遠處的新建商業住宅樓形成了明顯的對比。據介紹，因為這附近是工人居住區，工會力量強大但消費能力較弱，所以一直沒有得到進一步開發利用，基本上保持著劇變前的原貌，現在有部分廠區是中國人與越南人堆放批發貨物的貨棧。我繞著衰敗的廠區走了很遠的一段路，腦海中浮想著它當年鼎盛時的情景，心中有說不出的感覺。

捷摩共黨內有一派理論認為，假如“布拉格之春”沒有被極權主義的蘇聯摧毀，假如捷共當時“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改革道路”能夠走下去，也許就不會有1989年捷共丟失政權的“天鵝絨革命”。這種說法或許只是捷摩共的一廂情愿。在民主政治下，表現再好的政黨也不可能一勞永逸地占據執政舞臺。而且從另外一個角度看，實行民主政治，其實對于共產黨而言，也不見得就是壞事。從整個東歐來看，在完全西方式的選舉中，從1993年底開始，各國共產黨的后繼者多次重新上臺執政。有人評論說，這種自由選舉的意義不亞于1989年的劇變，因為自由選舉使東歐的左派看到，他們完全可以不依賴強制，在民主憲政的條件下，通過選舉和執政表現贏得民心，從而依靠人民的支持而非華約集團的坦克來得到政權和維持政權。從1994年開始的“左派復興”給了東歐左派很大的信心和力量。他們相信，在議會民主的規則下競爭，左派仍然有強大的優勢。從這20年東歐的政壇變動規律看，除捷克外的輪流坐莊的左派，大部分都是前共產黨的后繼力量，競選勝利的原因是他們有完善的組織資源，有比較多的從政經驗，以及社會公平的理念，包括二次分配的福利國家政策?？傮w上看，在東歐各國的議會政治中，雖然左右兩派基本是四年輪換一次，但仍是共產黨的后繼者占據優勢，因為在每一次輪換中，右派都是大換班式的重新組合，而左派始終是以前共產黨人為主。

至于擁有1968年資源的捷摩共難以上臺，原因很復雜，一是因為捷摩共的批評意見多，建設性操作性措施少，另外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捷克的“左派資源”主要被從20世紀20年代開始就在捷克政壇上叱咤風云的第一大黨社會民主黨所瓜分。在1948年共產黨吞并社會民主黨、結束 “人民民主”時期后，這批人被迫轉入地下或流亡海外，捷摩共沒能像東歐各國的其他共產黨一樣改名，一個關鍵的原因是，就算他們改了名字，在捷克人的心目中，社會民主主義的“正宗”也不是他們，而是從馬薩里克那一支傳統中繼承下來的“歷史黨”。

“逆向”信息的由來

進入捷克之后，通過實地觀察，我們發現除了蘇臺德和一些 “被遺忘的”角落以外，其他地方與20年前相比變化還是很大的。在捷克，曾是社會主義工業化象征的大型重化工企業，經過轉軌改制以后發生了極大的變化，一方面舊工業時代的高污染企業得到改造治理；另一方面新興產業向“小型化”、“迷你化”的高科技產業發展，舊廠區和剩余勞動力向綠色農業、旅游、服務業轉移，捷波邊境曾經重度污染的西里西亞地區，現在轉型治理成效顯著，已成為環境良好的度假地和農牧業區。尤其感覺明顯的是道路質量上佳，又沒有收費站，一路暢行在綠色的海洋中，在藍天白云的映襯下，公路兩旁一邊是黃的向日葵，一邊是白的食用罌粟，紅磚頂的小房子夾雜其中，恍如童話世界，看來在注重環境問題和綠色增長這一問題上，捷克的確是下了功夫。

在捷克，我們非但沒有感覺到金融危機下遭遇 “沉淪”、“危機”、“滑鐵盧”等等之類的景象，也沒有發現如國內某些媒體報道的那樣，捷克總理托波拉內克“被逼宮”，導致國家出現“內亂”跡象。我們看到的是政局穩定，民眾生活井然有序，甚至可以說是“悠閑自得”。不論是與我們座談的學者還是在街頭巷尾隨意交談的民眾，都沒有對今年上半年捷克議會通過對托波拉內克內閣的不信任案感到意外，他們認為這屬于正常的政治運作，在野黨社會民主黨反對執政的中右翼聯盟是議會政治的應有之義，沒有什么值得大驚小怪的，他們更否認“中歐已成為金融風暴的中心”的說法。

于是我們首先想要搞清楚的問題，就從金融危機的影響，變成了為什么某些報道與所在國的國民感受不同？是什么原因導致實際狀況和統計數字反映的情況不一樣？這兩個“逆向”印象是怎么形成的？幾天下來，通過看電視和瀏覽報紙，很快我們就明白了，之所以會有這種偏差，首要原因是媒體的表達方式、思維心態及具體政治環境的不同。他們由于新聞自由和媒體的多元立場，負面報道較多，這既反映了批評的職責，又反映了追求轟動效應的行業習慣，在這一點上，倒是和我們的一些網絡評論、網民跟帖一樣，追求的是語不驚人死不休的效果。

當然這些國家也有一些不實報道，比如2008年波通社報道說，在所有的轉軌國家中，波蘭之成就排名第一，立即遭到來自本國各方面的質疑和考證研究。正因為新聞自由和媒體的開放，與之相左的數字也大量見諸報端，可以說任何人都可以從中找到支持自己觀點的論據，而我們的一些媒體則傾向于取出對中歐不利的數據，所以國內看到的報道和東歐國家實際的真實情況也許相差很大。

對中歐的考察不能單純看統計數字，也不能單純看媒體，最好要有綜合因素的整體分析。比如，經過20年的發展，中歐政黨政治經歷過 “多黨林立”、“向左右整合”、逐漸“常規化、規范化”的幾個階段，與我們座談的捷克科學院當代史研究所的科比賽克博士認為，目前捷克的政黨政治正在“從多黨到圍繞兩大黨的形成過程中，在向西歐的政治格局演進”。但是我們國內一些媒體信息中體現出的判斷卻并非如此，概因其獲取信息的主要渠道是被報道國家的媒體，由于現在各黨黨內的分歧公開化、社會化，大量見諸報道，給人的感覺是左右各黨內訌爭斗不斷，時不時就衍生出一些令人眼花繚亂的新黨派，它們又時不時根據政治需要暫時聯合在一起，所以中國的某些研究者與媒體得出的結論往往是：這些國家政黨的發展不是 “常規化”，而是“分裂加劇的碎片化”、“矛盾激化的無序化”。這些截然相反的結論，也許只是對同一現象的不同認識。議會政治中黨派矛盾可以在媒體的關注下見諸報道，本身就是一種政黨“常規化”的表現，捷克人認為，比起舊體制下“高度一致”、“堅不可摧”的黨內團結來，現在的“亂糟糟”局面無疑是一種進步。

類似的情況還表現在我們關心的經濟轉軌的路徑選擇問題上。在我們與查理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雅德維加·沙黛沃娜座談時，她也提到，對于克勞斯以及他所搞的 “證券私有化”，現在大家都在批評，似乎責備的聲音從來就沒有停止過，幾乎沒有一個階層是滿意的，如果若是單看報紙和民調，似乎20世紀90年代的“證券私有化”已是“糟得不能再糟了”。但是現在，“誰也無法證明有比那更好的方法”。當時捷克人的思路是，要讓為國家的積累做過貢獻的人平等地得到國有資產，而且希望捷克人持有股份，而不是像匈牙利那樣“門戶大開”地賣給外國人。后來的實踐證明，捷克人在管理上、外部市場占有的份額上仍不盡如人意，最后還是步匈牙利的后塵，將國有資產賣給了外國人。雖然是繞了一個圈子又走回了匈牙利的道路，但是如果缺乏前一個階段，一開始就走匈牙利的道路，捷克人是無法接受的，因為捷克曾經以奧匈帝國21％的人口繼承了80％的工業，這樣的歷史輝煌使他們有很強的自豪感，而且捷共執政時期對外收支比較平衡，既不需要像匈牙利那樣靠變賣國有資產來還債，也沒有波蘭那樣強大的工會要照顧企業的內部人利益，所以才有了全體國民平分的“證券私有化”的做法。這個出發點并沒有錯，現在大家批評的是“捷克模式”后來暴露的問題，那是不同層面的問題，不能混淆在一起。

我們在國內對捷克等轉軌國家現狀所形成的所謂“負面印象”、甚至讓人覺得這些國家處于危機之中的另一個原因，是反對派對執政當局的批評很多，為了證明自己政治對手的錯誤，它們恨不能拿著放大鏡到處尋找錯誤和紕漏，仿佛只有這樣才能證明自己的“正確性”。他們有自己的報紙、雜志和電視，時不時會爆出一些“猛料”，對老百姓來說，有這樣的監督者存在，對約束執政者的腐敗是有效的，應該是一個好的現象。

但是當權者自己不說執政黨好話，似乎就有點奇怪，這是因為輪流坐莊導致執政時期過于短暫，剛上臺者要說明前人留下的爛攤子與自己的執政能力無關，臨下臺時又要為自己推卸責任，所以為自己說好話的時間委實不多。捷克學者雖然在價值觀上認同這樣的定期選舉制度，但也認為弊病不少：“兩頭各刨去一年忙競選，中間兩年一年適應期，真正管事的也就是一年，還等不到大展宏圖，就又面臨選民選擇，政府如不能像變戲法一樣做到‘吹糠見米’的政績，又會讓位于民眾自愿選擇的‘新的排列組合’?！崩?，金融危機實際上對中歐的威脅并不像人們所想象的那樣大，但是政客們都傾向于夸大它的影響，因為這種外來的不可抗拒的因素便于他們推卸責任。短期執政的弊病在于，誰都沒有長遠打算，不愿意前人栽樹后人乘涼，從這方面講，中歐的政治還不夠成熟。雖然選舉可以成為減壓閥，使社會不滿的可燃點大大降低，是對舊體制的進步，但要建立成熟的政黨政治，捷克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現在歐洲各國的投票率都有降低的趨勢，人們對政治反應冷淡，公眾參政意愿低，棄權者比率高，在德國有82%的人表示對政黨沒興趣。進入21世紀后，歐洲的政黨信任水平一直呈下降趨勢，波蘭2004年只有3%的人信任政黨，8%的人信任議會，捷克和匈牙利好一些，分別達到10%、18%和13%、29%，接近歐盟的平均水平。2004年波蘭的議會投票率只有41%，2007年因達到54%備受關注。斯洛伐克議會投票率在2006年達到55%，成為近年來的最高點。這一方面說明人們政治熱情降低，另一方面也說明民眾的務實化傾向?！懊裆?、民主、憲政”的平臺搭建以后，參政意愿降低是一個普遍問題。老百姓不熱心什么 “左派”、“右派”價值理念，“社會公正”才是最重要的。而且目前“新歐洲”國家的左派呈現出一種“意識形態偏左，政治實踐偏右”的特點，說的和做的之間有差距。所以在這些國家，媒體不說好話，反對派不說好話，甚至執政黨黨內也批評不斷，因此給外人形成了很差的感覺，但其實并不是那么回事。

再者，東歐民眾的衡量標準和我們不一樣。我們常常和1949年之前比，而中歐轉軌國家多是以當代歐洲作為標準。在捷克的統計數字中，既沒有以建國的1918年劃線，也沒有以1945年劃線，而總是說在經濟效率和福利等方面與相對發達的“老歐洲”有多大的差距，購買力占到其平均水平的多少，生產總值達到多少比例等等。前東德、波蘭、捷克、匈牙利、斯洛伐克等，在這方面表現得極為明顯。這些國家在加入歐盟之后，人員無國界、無限制流動，隨時可以把別國的信息傳送回來，因此在與鄰國的比較中，放大別人的成績和本國的失誤，也是一個常見的現象。

（作者為中國政法大學教授，發表時刪去原文注釋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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