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根的官司(2)

逃稅者和行賄者

為了應對佩科拉的聽證會，杰克·摩根及其高級合伙人進行了三個月的充分準備。聽證會前一天，摩根一行和他們的律師團住進了卡爾頓飯店2000美元一天的套間。當天晚上，律師特意對66歲、此前鮮在公共場合拋頭露面的杰克進行了預演。

5月23日上午10點，一場世紀審判上演了。杰克·摩根穿著做工精細的三件套西裝，金表鏈露在外面，盡量在一片閃光燈下鎮靜地走進聽證會場。歷史學家威廉·呂赫坦貝格后來追述道：“在聽證席上，摩根像是從狄更斯筆下的賬房中復活過來的?！钡拇_如此，除了衣著比較老派外，杰克·摩根開場的發言也比較老套，猶如老摩根當年在老羅斯福時代聽證會上言辭的翻版。他大談人格是信譽的基礎，以及摩根的信條就是以“第一流的方式從事第一流的業務”。

很快，這些華麗的詞藻就在佩科拉拋出的重磅炸彈面前灰飛煙滅了。佩科拉指責杰克在1931年、1932年和1933年沒有繳納所得稅，摩根的所有20個合伙人在1931年和1932年也分文未繳。此外，在前財政部長助理帕克·吉爾伯特于1931年初成為摩根合伙人后，摩根財團在該年申報了因投資股票而導致的3100萬美元的資產虧損。

從嚴格的法律意義上講，杰克和他的合伙人們并沒有違法，而是在“聰明”地避稅——用資產虧損來大量沖銷收入。然而，這種在大蕭條年代回避納稅的行為，以及吉爾伯特加盟給人們留下的印象——在前財政部官員指導下明目張膽鉆法律空子，將摩根財團的銀行家們置于一個相當難堪的境地。第二天，幾乎所有的報紙都用“逃稅者”來形容杰克·摩根和他的合伙人。而佩科拉則不無嘲諷的對媒體說：“圣經告訴我們，寧要好名聲，不要大錢財，但摩根的成員似乎兩樣都擁有了?！?

更致命的打擊接踵而來，這一次，麻煩出在摩根財團的股票承銷 “優惠客戶”名單上。一般而言，股票承銷商除了將股票承銷給股票經紀人之外，一般都會把一部分股票作為承銷費用的一部分保留在自己手上，之后視行情決定沽出與否。這是華爾街的慣常做法，不同尋常的是這些股票的流向。佩科拉的調查表明，摩根財團保留的承銷股票大多流向了一些特殊的被稱為“優惠客戶”的人士手中。

在1920年代的美國股市，鮮有發行后不溢價的股票。而擁有金字招牌的摩根財團的承銷更是股價飛漲的保證。說白了，這些按一級市場價格賣給關系戶的股票就是直截了當的饋贈：那些按75美元一股出售給“朋友們”的股票很快可以賣到99美元?？紤]到摩根財團通常留在手中的承銷股票的規模和一、二級市場的差價，人們大致可以猜出這些“優惠客戶”經常能得到的實惠有多少。

摩根財團有可能是美國歷史上最大的“行賄者”的說法瞬間沸沸揚揚。在經過最初的慌亂后，摩根的合伙人們一口咬定他們選定出售對象的標準是 “那些在經濟上和精神上能夠經受得起風險的人，不管這種風險有多大”。換言之，之所以不選擇小客戶，是為了不讓他們“蹈入險境”，因為股市如賭場，有賠有賺。

然而佩科拉得到的摩根銀行的通信記錄卻訴說著另外的故事。比如1929年摩根的一位合伙人在寫給威廉·伍丁的信中說：“我相信這種股票在市場將賣到35-37美元一股……我們按20美元一股為你保留了1000股，如果你愿意要的話。這些股票沒有任何附加條件，你隨時可以將其出售。我們只是想讓你知道，在這方面我們一直是想著你的……”

如果說這封信還只是略嫌“曖昧”的話，接下來公布的信件則充滿了“赤裸裸”的酬勞知情：“今天早上我想到要向你詢問，在我們分配普通股時是否也分了一些給弗雷德里克·施特勞斯。他在去華盛頓就股票發行問題作證一事上對我們幫助非常之大，并且做出了相當的犧牲……我認為我們還是應該為他做點什么?！?

事實上，致力于提升與政界朋友們的“友誼”一直是摩根家族的傳統。杰克·摩根的父親約翰·皮爾蓬特·摩根就喜歡通過政治捐贈等形式表達對自己青睞的政治人物的支持，以換取他們上任后的以政策性傾斜為形式的“回饋”。

在1876年的總統選舉中，約翰·皮爾蓬特·摩根、德雷克賽爾還有其他銀行合伙人各向共和黨候選人海斯捐贈了5000美元。摩根還以他父親的名義又捐助了5000美元，盡管后者對這種將銀行業與政治混起來的做法感到不舒服。摩根向其父親解釋說，這樣的捐贈“對未來的銀團業務和業務上的便利是最有利的”。

的確如此，海斯就任總統后便任命了這些銀行家們心目中 “最合適的人選”——俄亥俄州參議員約翰·謝爾曼——為財政部長，該部長也不負眾望，不斷為他們發放允許額度內最大的貸款許可。

之后，摩根每次去華盛頓，都會去見見“他們的”財政部長，并拜訪總統，哪怕只是匆匆打個招呼。此外，讓政府的公仆們從給摩根銀行提供的 “友好的幫助”中獲得“合適的報酬”也成了通例。

在新政的歲月里，這樣的通例成了公眾宣泄憤怒的目標。更令人不快的是，“優惠客戶”名單的披露甚至開始危及到新政自身的合法性：那個在1929年接受好處的威廉·伍丁，如今剛剛成為羅斯福的財政部長；前財政部長威廉·麥卡杜也是“客戶”之一，如今他作為參議員是佩科拉委員會的成員，真是情何以堪！

分拆

1931年，哈佛行政法學教授、未來的最高大法院法官費利克斯·法蘭克福特在寫給《新共和》雜志編輯布魯斯·布利文的信中說：“我認為，支持現行體制的最重要因素是人們對成功的崇拜和我們對于金融交易救星的信仰?！?

到了1933年6月，這樣的信仰已經蕩然無存了。

摩根財團始終覺得自己在代人受過。這么說也不無幾分道理，不管摩根進行過什么“不道德的交易”，他們從來沒有將儲蓄和證券業務相混淆，既沒有把呆賬包裝成債券推銷給投資者，也沒有借款給投資者來買自己經營的證券。然而，摩根財團必須被拆分，不如此不足以平民憤，如萊芬韋爾所言：“有著這么多饑餓和貧困，人們很自然要責怪銀行家們并遷怒于美國銀行業中最偉大的名字?！?

洶涌的輿情和及時撇清與摩根干系的需求促使羅斯福盡快 “痛下殺手”，將摩根財團加以肢解，以示對其丑行的懲罰。

1933年6月16日，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由羅斯福簽字生效。從此以后，銀行或者從事存貸款業務，或者從事證券買賣，但不能同時從事兩者。摩根財團必須作出抉擇，是從事存款銀行業務，還是做投資銀行業務。

1935年8月，在經過種種斟酌和延宕后，摩根的主要合伙人在緬因州的一個小島農場里召開了一次秘密會議，決定繼續保持存款銀行不變，但分離出一部分成立一家完全獨立的投資銀行，叫摩根斯坦利，主要的合伙人是杰克的小兒子哈里和哈羅德·斯坦利，一個熱水瓶發明者的兒子。

摩根合伙人的初衷是有朝一日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撤銷的時候，摩根斯坦利能重回摩根家庭，雙方重組為摩根財團。

這個夢永遠沒有實現。摩根斯坦利的投行業務越做越大，風頭很快蓋過摩根銀行，被人稱作“大摩”。至于摩根銀行，當它再次操練股票承銷等投行業務時，已是半個世紀以后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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