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學良：汶川地震啟示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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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倒塌的建筑物進行嚴格的技術上的審查，這件事情不做，我看不出來對社會有什么積極的作用。
四、國際接軌
第四個制度化的建設，中國發生大的災難的時候，跟國際上的接軌做得是不錯的。但是我覺得應該更接軌。
我一直強調，在過去的200年的中國，中國最最重要的進步都是跟國際化接軌得來的。
或者是法律，或者是觀念，或者技術，或者是組織，都是因為與國際有了接觸，然后看到了差距。我現在想不出來有哪一項進步不是跟國際化接軌而來的。
如果我們這次大地震從幾十年前的拒絕國際援助變為地震發生后的第三天讓國際援助進來，那我們更應該規定以后只要發生比較大的災害，就要在第一時間與國際接軌，讓別人來幫忙，要以人為本。
五、社會慈善監督機制
第五個方面的制度化建設是我們一定要這次災后的重建中，建立一個現代社會慈善的控制和監管機制。
大部分人都是富有同情心的，大部分在危難時刻都會解囊相助的，沒有這方面的制度化的監管和建設，會影響以后的慈善行為。我非常希望能看到這方面的制度化建設。
以前我們中國太窮了，沒有慈善資源的基礎。我們現在慢慢富起來，慈善的來源就變得豐富和多元化，如果我們沒有相應的監管機制，對這個社會變得更加團結，更加和諧是不利的。
美國民間慈善捐助占GDP 的2.4%，多數用在教育、醫療領域，這兩個是對公民素質影響最大的。中國這次地震之前只有0.01%多，按照比例來講，應該是1/15。
我相信，這次地震對全國人民是個很好的教訓，如果我們以后有這方面的監管制度的話，會很好。
這次地震是巨大的一場悲劇，同時也展現出了我們這個社會和民族很多非常光輝、感人的東西，制度化的建設使感人、光輝的東西傳承，使我們這個社會變得更有人性，更團結，更有效率，在面對巨大災難的時候，變得更加堅韌。
問題：
1.記者：災區重建過程中，會不會市場化進程產生阻礙，一體化的制度在突發事件中效率很高，一些企業在拿這個作為繼續一體化的借口？
丁學良：我在五年以前，是這么回答這個問題的，在應對和處理突發事件時，中國過去的自上而下的行政體制有他的長處，也有短處。這種體制在應對突發事件時有優勢，因為這種體制組織能力強，對社會的滲透能力強，這個組織類似于軍事性質，自上而下下命令，他的優點是只要指揮中心得到正確的命令，做出正確的決策，就會調動一切資源對付突發的難題。
這次四川地震肯定會給拒絕改革的機構提供理由，但我們也能找到反方面的理由，在一個國家里，突發的災難面前永遠不能缺少軍隊，但如果通通軍事化，經濟、學校、企業管理上統統軍事化，那是不行的。
我們可以對比緬甸，緬甸是全世界最貧窮的幾個國家之一，而緬甸曾是東南亞最先進的國家，這次中國救災所表現出來的的開放性和自由度跟緬甸成了對比。
2.記者：從保險的角度談談這次地震
丁學良：這次地震災害反映出中國的保險有嚴重的局限，不過任何一個社會的重大自然災害，都會促進保險業的進步。我們應該建立分層保險的機制。
簡介：
丁學良，出生于皖南農村。1984年赴美國留學，1992年獲哈佛大學博士學位，是社會學思想大師丹尼爾?貝爾的關門弟子?，F為香港科技大學教授，卡內基基金會高級研究員。研究領域包括轉型社會、比較發展、大學制度和全球化。
爭議話題：2005年，丁學良以一句“中國合格的經濟學家最多不超過5個”的論斷被推到了備受爭議的處境，也被《時代人物周報》評為“2005年十大敢講真話者”。
問：您覺得中國有沒有真正意義上的經濟學家？
丁學良：最多不超過5個。國內有的著名經濟學家連在國際上最好的50個經濟系里當研究生的資格都不夠。有的經濟學家還沒有對經濟科學做什么樣的貢獻就想著獲諾貝爾獎。
一個真正的經濟學家，首先要把經濟學當作一門科學來對待，而不能把它當做個人發財、出名和當官的路子。如果那樣的話，是不可能在經濟學領域做出獨立的研究來的。在西方，也有經濟學家當大官，但他們是在經濟學領域做出非常獨立的、優秀的研究后，才短期進入政府或大銀行等部門，然后他們會很快就回到經濟科學的研究中，而并不是研究做的不怎么樣就開始想著賺錢和當官。
(本文為記者根據丁學良演講內容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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