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 朱大可/文 電影《英雄兒女》塑造的戰爭神話，曾是構成我們童年時代精神食譜的重要題材，而英雄王成，則是所有電影偶像中最具魅力的一位。他的工人階級出身、以及他與妹妹王芳、志愿軍高級軍官所組成的“紅燈記”式的家庭，構成了一個質樸而完美的偶像敘事，照耀著童貞時代的思想道路。 

然而，最近的中青報報道，卻透露出一個令人費解的事實——英雄王成的原型蔣慶泉，因瓦斯彈中毒昏迷而被俘，結果不僅沒有“成王”，反而以“變節者”和“叛徒”的身份，被剝奪基本的精神和物質關懷，在社會底層“藏匿”達58年之久。該報道指，負責教育審查歸俘的干部曾有過這樣的論斷：“人民軍隊的字典里沒有被俘，被俘就等于變節?！边@一事件表明了當年政治邏輯的荒謬性，并再次觸動了我們的反思神經。 

被俘即背叛，這是典型的極權主義思維。它要求革命者在思想純潔和行為忠誠方面毫無瑕疵，而完全無視被俘時的實際情形。6000名這樣志愿軍歸國戰俘，就此被釘上歷史的恥辱柱。此外，蔣慶泉跟大批志愿軍士兵還有一個致命的履歷瑕疵，那就是他們都曾是國軍的士兵。 

革命與人性的尖銳對立，長期以來都是中國現代化的最大困局。從延安整風運動到文革，以政治正確的名義，站在人性的敵對面，對革命隊伍中的堅貞戰士，進行殘酷無情的打擊，這樣的事例早已溢出歷史的冊頁，而演變為層出不窮的悲劇。共和國首任主席劉少奇，生前和死后所背負的三大罪名，除了“工賊”和“內奸”，就是“叛徒”。這是何等嚴酷的指控，猶如犀利的鍘刀，腰斬了從主席到草民的無數生靈。 

被俘不是背叛，甚至不是一種瑕疵，但革命檔案的敘事模式，就是拒絕一切隱在的“瑕疵”，而只接納那些道德完美的人物。從前蘇聯開始，革命神話的目標，就是要塑造完美的圣徒，向蕓蕓眾生提供無可挑剔的榜樣。革命甚至制造出一種普適的英雄誕生模式：他們看起來是凡人，卻在關鍵的瞬間挺身而出，以自我獻身的壯舉，書寫著革命敘事的動人高潮。從董成瑞、黃繼光、邱少云、楊根思，到歐陽海、王杰、劉英俊和蔡永祥，在共和國的英雄譜系中，到處充滿著此類倫理大爆炸制造的偶像。但所有的敘事都必須在事后追溯其犧牲前的偉大性，這種“英雄前傳”式的敘事，必然要剔除所有那些有瑕疵的真相。 

這種道德完美的組織原則，導致了革命者的履歷恐懼。瑕疵不僅僅只是瑕疵，而且還是重大的政治問題，甚至是一種隱蔽的罪惡，需要進行自我交代和坦白，否則必然要遭到他人檢舉，并被“組織上”所洞察和審判。在這樣的“反省-檢舉”的組織構架里，合情合理的人性被視為革命的死敵，而瑕疵則被放大為罪惡，甚至是不可寬恕的死罪。革命邏輯以冷酷無情的方式，展示了其道德原教旨主義的歷史魅力。 

一個經歷復雜的革命者，為了應對永無休止的自我審查和“向黨交心”，并博得組織的信賴，有時只能隱瞞自己的歷史性瑕疵，由此導致從人格分裂到精神分裂的嚴重病變。以杰出的紅色攝影家沙飛為例，他向組織隱瞞了其擔任過國民革命軍電臺技術員的歷史，并因由此產生長期的掩藏性焦慮。這焦慮撕裂了他的靈魂，并導致他的精神分裂。在長期隱瞞瑕疵并擔心被檢舉揭發的恐懼中，沙飛實現了痛苦的飛躍——借助槍殺日本的反戰醫生，而在幻想中達成自身的心靈升華，并實現了道德的高度完滿性。 

而基于“絕對完美的道德”的虛構性，歷史講述就只能倚重于謊言。這是革命敘事邏輯的必然結果。早在十幾年前，中青報就已向世人披露過雷鋒事跡的“另外一面”。那位以艱苦樸素著稱的道德模范，其身前遺物中竟有皮夾克和瑞士名表。這些器物目前被保存于沈陽的雷鋒紀念館里，向參觀者訴說著年輕士兵對于時尚生活的無限熱愛。但在1960年代，這種物欲和基本人性，就是英雄的瑕疵，它必須在事后的追憶中加以抹除，否則就會成為無法容忍的污點。 

所有的革命敘事都支持那種完美無瑕的英雄模式。它不僅戕害了讀者，更直接打擊了那些有“瑕疵”的當事人?！巴醭伞钡碾H遇就是一個典型案例，而在他的四周，還有更多相似的案例。當事人是革命現場的“英雄”，卻不幸被“組織”打成了“叛徒”，而輾轉掙扎于人間地獄，過著毫無尊嚴的卑微生活，有的甚至為此成為政治迫害的對象，進而丟掉了卿卿性命。 

盡管這種嚴苛的政治倫理已經成為歷史，但由此衍生的道德謊言，卻還在世間廣泛流傳，成為支撐人們心智的“歷史常識”。近期出版的17位作者聯合編寫的《救救孩子：小學語文教材批判》一書，部分揭露了充斥于小學教科書的歷史/道德謊言，由此引發社各界的劇烈反響。但還有大量中學乃至大學的教科書謊言，尚未得到必要的揭發，仍在繼續戕害那些年輕無辜的靈魂?！巴醭伞钡谋瘎「嬖V我們，應當學會把健康的人性而不是“政治正確”，當作衡量人的基本倫理標準，并依據這樣的人本主義標準，重審和修正所有的英雄史學。惟其如此，中國的道德倫理重建、以及中國的歷史敘事，才能擁有一個正確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