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網 楊帆/文

一．“效率第一”不能實現社會公正

“社會公正”，是比自由，效率，平等，博愛更深刻更優先的原則，可稱為絕對理念或普世價值。印度經濟學家阿馬蒂亞森，是發展中國家唯一獲諾貝爾經濟學獎的，他的著名論斷是，由于起點不公平，能力不一樣，即使能夠保障規則平等，也不能實現社會公正。社會規則要傾向于弱勢群體，比如馬路，廁所和機場都要單獨設置殘疾人通道，經濟學的“效率第一”不能實現社會公正。

真理，是絕對真理和相對真理的統一，不能否認有絕對真理，但絕對只存在于相對之中，要歷史地分析具體的真理是什么。比如本文在肯定“社會公正”的普世意義以后，就必須具體分析在中國改革不同階段，具體的社會公正體現在哪里？怎樣做比較公正。公正的做法，應在當時起到積極作用，為大多數人接受，在沉淀一定時期后，仍能經受得住歷史評價的。

二．應在法律和政策上明確確立“補償原則”

中國的改革是市場化全球化導向的，在一定時期以“效率優先”為原則，糾正計劃經濟大鍋飯，是公正的。但不能長期作為改革原則，更不能作為社會發展的原則。今后的中國改革應該在政策方面考慮“補償”原則。

任何社會變動都是利益再分配，有人受益有人受損。改革不是打破現有利益格局，而是逐步調整。為有效實現改革過程中的社會公正，應確立對相對受損者進行補償的原則，否則他們會變成絕對受損者。20年來，改革補償還是存在不足的，所以造成了貧富分化問題的突出，也容易損害社會整體對于改革的共識。

中國已經有過兩次成功的大補償。

第一次，是解放初期對民族資產階級的“贖買政策”，即使是革命，也有補償。

第二次，是改革初期用大約10年，對前30年的政治經濟欠帳，進行了一次總的補償。當時國家財政非常困難，但對于各種歷史問題，基本上落實了政策。

在社會矛盾凸顯期，更要繼續深化改革。同時，應該消除人民大眾無法很好地享有改革成果的問題。避免少數利益集團在改革中獨享收益。國家應在法律和政策上明確確立“補償原則”，對在改革中相對和絕對受損的社會階層，進行補償。

三、人民分享改革成果是改革動力的源泉

改革初期國家對農民和消費者進行了補償，既保障了社會公正又提高了經濟效率。九十年代國企改革中對這一原則的貫徹并不充分。國有企業應該改革，而同時應該對工人進行充分的補償。這樣可以在改革的同時讓工人感受到改革帶來的益處。

二十世紀以來一個比較突出的社會問題是拆遷。1986年憲法規定城市土地所有權屬于國家，使用權自由流動，回避了現有使用權屬于誰的問題。而不動產就其本來定義是“房屋使用權連同其下面的土地使用權”，業主在購買房子時同時就購買了下面地皮的使用權。但各城市政府在拆遷時，實際上沒承認業主的土地使用權，錯誤強調“城市土地使用權屬于國家”。在農村拆遷，不保障農民對于土地的集體所有權，和承包地的使用權。

比如阻礙股市大漲的因素之一，就是國有股不流通。股權分置造成國有股不能流通，個人股高價上市，股民一購買股票，就多付5倍價格。以后的國有股上市，每一次都造成股市大跌，股民損失慘重。這是政策造成的系統性風險，不應由股民承擔的。如果能夠在國有股上市的時候，價格上對流通股股民傾斜，使他們能得到歷史上高價購買股票的補償，中國股市恐怕早就漲上了天，并在大牛市中可以解決許多問題，如提高消費，企業制度改革，融資，通過創業板促進中小企業科技創新，等等。

總之，在改革中通過多種方式，對改革成果進行歷史補償，能夠使改革成果為大多數人分享，這是社會公正所必需，也是保證改革獲得持久動力的基本源泉。進一步推動改革，可以把一部分國有資產存量分期分批劃撥給社會保障基金，把計劃經濟下原始積累的財富——國有資產，通過政策，用于養老，失業救濟，醫療和教育。對國有企業改革將是未來最大的改革內容之一，將使改革積累的成果為大多數人所享有。

作者系中國政法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