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網 十年砍柴/文 浙江的上市公司凱恩股份以商業信譽被損害為由，要求遂昌縣公安局對報道該公司“交易內幕”的《經濟觀察報》記者仇子明立案偵查。遂昌縣公安局沒有對事實進行詳細核查就在全國通緝仇子明。這是赤裸裸地濫用公權力，立刻引起輿論嘩然。 

顯然，該縣公安局的上級機關麗水市公安局和浙江省公安局比他們更加講“政治”，立刻責令遂昌縣公安局撤銷了對仇子明的通緝。 

這件事，讓我想起2008年初遼寧西豐縣委書記進京抓記者的往事。當時，我尚在法制日報當記者，和那位惹怒縣尊大人的記者朱文娜是同事，對整個的事件的來龍去脈有所了解。2009年，朱文娜曾供職的《法人》雜志（法制日報社的下屬單位）以“西豐事件”為由頭編了本書，我為此寫了篇書評《中國商人的“胡雪巖宿命”》。我在文中說：“朱文娜的脫險、張志國的去職并非法律的勝利，而只是各種力量平衡的一種結果，其結果因為無普適性，對制度建設的推進意義有限。朱文娜能逃脫權力的報復，和她一樣同為媒體人的李文娜、張文娜未必有這樣的好運氣?！?nbsp;

今日看公安機關對仇子明通緝令的撤銷，應作如是觀。這種結果僅僅是當地更高層級公安機關對輿情進行分析、判斷作出的一種危機公關行為，而為什么公權力如此容易被濫用，怎樣去追究濫用公權力的官員，很可能是一筆糊涂賬，最終不了了之。 

分析遂昌縣公安局通緝仇子明這一事件，很容易得出的結論是遂昌警方在“浪戰”，過于草率，也就是說，濫權到了幾近失去理智的地步。這一濫權行為的違法性質和危害性，已有多位方家從法律層面進行的分析。我以為還值得公眾關注的一點是：遂昌縣公安局在對事實沒進行審查前，僅僅憑富商的舉報就草率地簽發通緝令，稍有頭腦的人也會想得到：事情不可能如自己盤算那樣順利，在信息傳播如此發達的今天，作為一個縣級公安機關，他對輿論的掌控能力究竟有多大？難道不擔心給上級機關帶來麻煩么？ 

然而，這種草率、魯莽的濫權行為還是發生了。那么，我認為只有一種解釋：濫用權力的收益過高，風險過低。 

我們審視一下過去發生的一些受到全國普遍關注的公共事件，濫權行為受到嚴肅追究的并不多。包括因暴力拆遷發生人命案的事，頂多也是指揮拆遷的官員停職，“帶薪休假”半年或幾個月后，悄悄地復出。像湖北省政府門口便衣警察毆打廳級官員的夫人，如此既違法又“犯上”的濫用公權力行為，僅僅是一名警察調離，另外兩名行政記過。這連家長當著苦主懲罰惹事的兒子，“高高舉起，輕輕放下”都不如。 

權力集團上下左右已然結成風雨同舟、榮辱與共的利益體，那么基層的官員濫用權力，確實有把握將個人風險控制到最低。大不了道歉兩句，而收益呢？以這一事件為例。即使抓不住仇子明，但通緝令只要可以嚇住仇子明及其同事，乃至其他媒體跟進報道。當然，我們會說，這種濫權，損害了法律的尊嚴，傷害了國家機關的公信力。而法律的尊嚴、國家機關的公信力對具體濫權的官員來說，那是“公共牧地”，損害公共牧地而自己得利的事情，何樂而不為？當然，有人會說，公共牧地的主人不會坐視不管的，因為底下那些牧羊人紛紛損害公共牧地，必然導致草原沙化。在帝制的時代，公共牧地的產權是很明確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皇家為子孫著想，不會任憑下面放牧的官員占自己的便宜。而在真正民選政府的社會里，那就更不用說了，成千上萬的公民整天盯著各級“物業公司”，物業公司要是損害納稅人利益自肥，可以用選票炒他的魷魚。而公共牧地產權糊里糊涂的制度下，其受的損害必然是最嚴重的。 

我們知道，濫用抗生素會使身體產生耐藥性。濫用公權力同樣會產生“耐藥性”，其結果和濫用抗生素一樣，劑量只能越來越大，濫用公權力的方式將會越來越暴力，而與施暴對象的沖突也將越來越劇烈，結果將會是，一場小感冒，會成為生死攸關的大病。 

仇子明被通緝和西豐縣警察進京抓朱文娜兩件事很有可比性，而有意思的是，其吸引記者采訪的原因看起來“相反”。西豐事件是因為當地的女商人趙俊萍不配合當地政府的拆遷大業，得罪了官方，以“偷稅、誹謗”入罪；遂昌警方通緝記者事件，乃是當地政府要為企業“保駕護航”，用公權力去懲罰給企業找“麻煩”的媒體人?？雌饋碓蛳喾?，實則是一回事?！珯嗔νǔ砸磺?，資本媚權得好處，不媚權動輒得咎。 

資本要看權力的臉色才能生存，這樣怎么可能有正常的市場經濟？中國一些史家曾論證過明清時期“資本主義萌芽”，在我看來，這是個偽問題。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是否萌芽、發育，決不是看商品交易的總量多寡，市場繁榮程度如何，若是看這些，中國晚明的商品經濟就比歐洲繁榮。關鍵要看是否建立一種保證市場自由、公平競爭的法治體系。否則的話，再富的人也不是現代意義的資本家，而是鄧通那樣“權力的附庸商”，靠老皇帝寵愛而富可敵國因得罪新皇帝餓死在監獄。 

我在《中國商人的“胡雪巖宿命”》中最后一段這么說的：“在沒有保障市場公平競爭的政治體制下，且不說西門慶這樣的無賴富商，不免于或被江湖中如武松這種‘俠客’殺掉或被廟堂上某位“清官”消滅，即使像清末胡雪 巖那樣操行品德相當不錯的巨賈，也擺脫不了‘成也官府、敗也官府’的宿命。胡雪巖因為‘權力期貨’買對了，在與太平天國戰爭中支持當時大清朝的政治新星左宗棠，從而使他在官場、商場上具有巨大的能量，而其敗落的重要原因是成為左宗棠和李鴻章政治斗爭的犧牲品。在官場權爭中察言觀色、左右逢源的商人，很容易 喪失在真正資本市場中搏殺的能力，那么和外國資本的較量中，猶如僧格林沁的蒙古鐵騎和英法聯軍槍炮交戰一樣，蒙古勇士再驍勇也會大敗。大清最后一個開明的大臣張之洞，在任湖廣總督時，大辦洋務，成績斐然。但多數企業是“官督商辦”，在國際上沒什么競爭力。 

權力對資本的過度控制，使傳統的中國商人，熱衷于向官府討一件護身的‘黃馬褂’……若干年后，沒了黃馬褂，但也有類似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的護身符?？蓻]有建立起可以制約公權力、確保市場競爭公平公開的法治體系，無論披上如何耀眼的黃馬褂，在權力面前只是一只紙老虎?！?nbsp;

胡雪巖算是“浙商”的代表人物，這位鄉賢成敗之教訓，凱恩股份的高層不可不察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