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廉價勞動力時代將一去不復返

經濟觀察網 張茉楠/文 近期“用工荒”和貿易摩擦似乎成為虎年新年伊始的兩個最熱詞，表面上兩者似乎沒有什么聯系，然而其背后的“廉價勞動力”、低成本導致的所謂“傾銷”似乎又有著內在的邏輯。

虎年伊始，全球貿易保護主義并非隨著新年的來臨而退去，更有愈演愈烈之勢。農歷新春至今，短短幾天時間，我國出口的銅版紙、油井鉆桿、服裝等產品相繼遭到貿易救濟調查。其實這也是必然，因為，此次嚴重經濟危機導致經濟部門結構變動, 使得工業化國家必須向實體經濟復歸，實現“再實體化、再實心化”，這進一步刺激了相關國家對制造業等實體經濟部門的保護傾向。在全球經濟逐漸恢復的過程中，與中國貿易結構相似度很高的發展中國家一定會使出各種手段爭奪有限的外部需求市場，貿易摩擦在所難免，這也是國際經濟格局的一次被動調整?？梢灶A期，未來兩年到五年之內，中國將面對極為密集的各種貿易摩擦。中國出口勢必成為貿易保護主義的重災區，貿易壁壘將成為常態化。中國靠申訴，訴諸WTO等規則都無濟于事，中國如何突破貿易壁壘的圍剿，其根本還在于我國的戰略調整和國家盈利模式的轉型。

一直以來“人口紅利”都被認為是造就“中國經濟增長奇跡” 的重要源泉。然而當前沿海地區大規模的用工缺口和不斷蔓延的 “缺工潮”，使得中國傳統的國家盈利模式受到嚴重沖擊，缺工不僅僅是區域性的，我國勞動力供給已發生由“無限供給”變“有限剩余”的重大轉折，這意味著勞動力結構性短缺將會成為未來中國經濟的常態，中國的內生增長動力和比較優勢將發生深刻改變，我們應該理性看待“用工荒”，要選擇“人口紅利”轉型作為推進經濟結構調整的突破口，實現中國經濟增長方式的戰略性轉變。

近期一向被認為接近于“無限供給”的中國廉價勞動力，卻越來越短缺。從表面上看，經濟回暖、訂單回升以及農民工意識的“群體性覺醒”是愈演愈烈“缺工潮”的導火索，但更深層次的原因則是中國傳統依靠低成本紅利創造的經濟結構和勞動力結構已走到盡頭。

根據中國社科院的統計，2009年我國勞動年齡人口比例達到72.35%的峰值，之后直接的“人口紅利”總量將步入下降通道，預計2030年或將下降到67.32%。僅以第一人口和勞動力輸出大省河南的河南為例，從近幾年的數據來看，勞動力供應總量增速就已明顯降低。2007年河南新增勞動力200多萬，2008年為180萬，2009年不到110萬。專家預計到2013-2014年，河南省勞動力供應總量將達到峰值。

傳統意義上的數量型“人口紅利”的逐步消失預示著，僅僅依靠增加生產要素投入的方式將不能維系經濟的持續增長。與人口紅利相對應的是 “劉易斯拐點”理論，即在工業化過程中，隨著農村富余勞動力向非農產業的逐步轉移，農村富余勞動力會逐漸減少，直到最后再也沒有富余勞動力，而這個時候，勞動力工資便將出現由水平運動到陡峭上升的轉變。因此，在“劉易斯拐點”后勞動力供給不再無限的情況下,中國必須謀求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從人口大國邁向人力資本強國,積極提高人口素質,促進勞動中國與人力資源相關的一切領域，都會發生重大調整，特別是在勞動分工、產業結構、就業結構，以及儲蓄、消費、投資、收入分配、社會保障等領域都需要做出深刻變革。

長期以來，我國由于較為豐富的勞動力資源供給和廉價的勞動力，企業得以克服資本邊際收益遞減規律的作用，以低廉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在國內外市場上獲得優勢，農村地區大量剩余勞動力走向發達地區，“農民工”占第二、第三產業就業人口的比重高達46.5%，建筑行業占80%。勞動力資源豐富和成本優勢已使我國成為世界工廠和世界經濟增長的引擎。與此同時，中國也形成了過分依賴增加勞動、資本等生產要素投入的增長方式。

當前我國勞動收入在初次分配中出現“三低現象”：一是勞動收入在GNI(國民收入)中所占比例低；二是勞動者報酬增長持續慢于經濟增長，其占GDP比重不斷下降，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國民收入的比重出現下降趨勢；三是勞動要素在企業內部分配中的比重低。從1998年到2008年十年間，我國工業企業利潤平均增長30.5%，勞動力報酬年均僅增長9.9%，國民財富分配不公。必須指出的是勞動者報酬，除了由供求關系導致的低成本外，也存在著體制和政策上人為壓低勞動力成本的因素。

從長期看，一方面，低勞動力成本嚴重制約了我國產業升級和技術進步。另一方面，勞動者所得太低必然導致整個社會收入結構不合理，進而導致市場和生產結構的不合理，使社會生產資源得不到合理有效配置。再一方面，過低的收入水平導致內需不足，影響國民經濟的持續穩定增長。我們必須正視勞動力價格的現狀，實現從粗放式勞動力價格優勢向集約式技術優勢的轉變。

我國第二產業勞動生產率處于較低水平，僅高于印度、巴基斯坦。相對于發達國家，我國第二產業勞動生產率大約是美國的1/18，英國的1/16，日本的1/15，德國的1/13，法國的1/13。然而從勞動率與勞動力價格比來看則差距更大。通過對制造業工資水平和第二產業勞動生產率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到，相對于大多數國家，我國的勞動力成本還是很低的，勞動力價格還有上升的空間。較之于發達國家，我國第二產業勞動生產率相當于英國的1/16，但雇員工資僅為其1/27；勞動生產率相當于美國的1/18，但工資水平為其1/21；勞動生產率相當于日本的1/15，但工資水平為1/22。

對于廉價勞動力時代即將遠去我們還需理性看待，一方面勞動力成本上升意味著勞動力需求開始從增量粗放擴張向存量結構提升轉變，通過教育深化和技能培訓提高勞動生產率，保持和延伸中國產業的競爭優勢，通過養老保障制度安排創造新的儲蓄源泉，以及通過勞動力市場制度安排，擴大勞動力資源和人力資本存量，中國經濟的內生動力將更為持久。而另一方面，也表明我國低價勞動力無限供給的格局將發生深刻變化，我國正進入一個生產要素成本周期性上升的階段，這種變化是歷史性的。特別是國家已經明確要在“十二五”期間要著力調整資本要素所得和勞動要素所得之間的比例關系，盡力提高勞動報酬在國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這對于中國內需型經濟轉型意義更為深遠。

與此同時，在提高勞動力素質和產業競爭力的前提下，中國在全球產業分工中鏈中的地位也將提升，中國將擺脫低端制造的困擾，實現從貿易大國走向貿易強國，實現由依托比較優勢的出口導向型戰略向培育競爭優勢的貿易平衡戰略轉變，這是中國對外經濟結構轉型的必然選擇，也是開放型經濟的更高層次。

作者系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世界經濟研究室副研究員、經濟學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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