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機全球關注“中國模式”的價值

經濟觀察網 張茉楠/文 事實上，每次國際金融危機都與世界經濟格局變化有內在的邏輯關系。美國大蕭條后，建立了以美元為主導的國際金融與貨幣體系。1992年歐洲貨幣體系危機加速了歐元和歐洲經濟同盟的誕生，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則否定了傳統的“雁陣模式”為特征的東亞區域分工格局，促進了東盟經濟一體化進程。而此次全球金融危機使得全球經濟政治格局和發展路徑發生了永久性的深刻變化，其最大影響就是西方資本主義發展模式受到重創，西方大國與新興發展中國家的權重此消彼長，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的迅速崛起，正在由國際體系外圍進入內核，多極化和“全球共治”取代了一級獨霸天下的局面，世界經濟和金融體系重建進程大大推進。如今達沃斯論壇確定“重新思考、重新設計、重新構建”三大主題正契合了這一深刻變化。

2008年，中國經濟對全球經濟的貢獻高達22%。而聯合國2009年世界經濟報告曾指出，如果中國能夠在2009年實現8%的經濟增長,對世界經濟的貢獻將達到驚人的50%。金融危機中中國充分彰顯成熟、有遠見、負責任的大國形象，無論是達沃斯論壇，匹茲堡金融峰會還是哥本哈根氣候大會，中國都成為世界矚目的絕對 “主角”， 一時間，關于有關中國的談論一發不可收拾，從“中國奇跡”到“中國經驗”，從“中國現象”到“中國精神”，從“中國模式”到“中國道路”， 與“中國模式”相關的熱度與中國經濟同步增長。

事實上，關于經濟發展的“模式”說早已有之，比如，以德國、瑞士、挪威、瑞典等為代表，強調政府作用和福利社會的“萊茵模式”，或者稱為“民主社會主義模式”；以美國、英國為代表，強調自由競爭市場經濟的“盎格魯一撒克遜模式”，或者稱為“自由資本主義模式”；以日本、韓國等為代表，強調政府主導市場經濟的“東亞模式”；以墨西哥、阿根廷等為代表，強調踐行經濟“私有化、非調控化、自由化”為特征的“華盛頓共識”的“拉美模式”。

美國智庫之一的國際戰略研究中心對“中國模式”作出了如下的表述：“中國模式”的最重要的原則是經濟改革優先。這一模式不但解放了官方意識形態，而且也保留了被稱為“經濟穩定器”的主要銀行與大型國有企業。此外，地方政府享有在經濟和社會發展上的自治權。換言之， “中國模式”的實用、自由和市場競爭力的結合體。韓國經濟學家、西江大學全成興教授認為，所謂“中國模式”，是指上世紀70年代末開始為實現經濟建設這一新的國家目標而推進的各種戰略性構想，以及由此派生出的發展模式。他認為，“中國模式”的重要特征包括：通過強有力的領導實現政治穩定，漸進性改革，在創新中考慮國家的實際情況以及歷史沿革等等。高盛公司顧問拉馬更是形象地用漢字“淡”來解釋“中國模式”。他認為，正如“淡”字融合了水和火一樣，中國式的發展試圖完美地實現“效率”與“公平”這兩種截然相反的價值。中國希望通過“中國模式”，走一條有中國特色的發展道路。

然而在這場全球秩序的重構中，變化中的中國，如何更客觀和清醒地審視“中國模式”的真正含義，其本身就意義非凡。那么“中國模式”的內核到底是什么？

首先，在總結幾十年發展困境與成功經驗基礎上形成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理論體系，這一理論體系內涵豐富，博大精深，不僅包括有關社會主義經濟本質、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經濟體制改革、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理論，也有關于科學發展觀，自主創新、建立創新型國家的理論，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理論，更有關于積極參與經濟全球化與對外開放的理論，關于構建和諧經濟和和諧世界的理論，等等為“中國模式”的可持續發展奠定了深厚的理論基礎。

其次，在處理改革、發展和穩定三者的關系方面，中國找到了平衡點，即在堅持穩定的前提下大力推動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創造了經濟增長和體制轉型的雙奇跡。按照標準的經濟學理論，決定一國增長的不僅有勞動和資本、技術等要素，而且還有制度驅動的經濟增長。而中國改革進程帶來的就是制度化變革產生的強大溢出效應。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成功實現了從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到充滿活力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偉大歷史轉折。從建立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的統分結合的農村雙層經營體制開始，到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到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再到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市場對資源配置發揮基礎性作用的經濟管理制度，可以說社會經濟體制改革帶來的政策性和體制性需求，為中國經濟30年持續的高增長釋放了巨大的活力空間。

其三，在漸進主義改革的基礎上，通過“綱領性”的計劃來促進經濟發展，發揮政府對于市場經濟的宏觀調控作用，從而取得相對于西方國家以及其他一些發展中國家的“政府比較優勢”，形成了獨特的發展道路。每次危機中都是政府組織、動源資源的能力增強經濟的韌性。

其四，經濟發展依賴于資本、勞動力等要素投人的增加和要素配置效率的提高，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對外開放的不斷擴大，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人和工業化與城市化的全面推進，一方面激發了資本、勞動力等資源投人的不斷增加和需求的不斷擴大，另一方面，推動了資源配置效率的不斷提高和經濟創新的持續深人的展開，從而導致了中國經濟持續高速的增長，這種增長是一種由長期結構性變遷、技術進步和制度創新推動的經濟增長。

其五，全方位融入世界經濟體系充分享受全球化紅利。改革開放外向型發展戰略的提出，一方面使我國的外源性增長效率得到提高，另一方面，充分利用資源優勢、成本優勢、市場潛力和產業配套能力深深嵌入全球分工體系和生產鏈條中，對國際市場的依賴程度大幅提高，其中進出口比值占GDP比重從改革開放初期的9.7%上升到66.2%，中國外貿依存度高達60%，中國全面融入全球經濟體系中。
最后，不斷自我調整和與時俱進，具有較強的適應能力。中國模式既有相對穩定的一般性的特點，同時 中國經濟在持續發展，中國發展模式也在順勢調整與創新。幾十年來中國經濟發展經歷了現代化和市場化的輪回、挫折和發展的重重困境，中國模式也經歷著的巨大挑戰，比如長期形成的高積累、重投資、輕消費的“投資饑渴癥”、出口導向型經濟下的“留住順差。流出財富”以及資源能源高消耗下的粗放型增長等。然而每一次大的沖擊，都會演化為中國經濟邁上新臺階的促動力，中國模式在反思中總結經驗,在探索中尋求治道。特別是金融危機中中國多措并舉、多管齊下，辨證施治，成功駕馭了危機，駛入穩健、快速的發展航道，可以說，這就是中國模式的生命力和合理內核。

從很大程度上說，金融危機考驗了“中國模式”，而中國在應付這次危機中的表現又提升了中國模式的影響力。 過去“中國模式”不斷吸收了“歐美模式”、“日本模式”的有益經驗和智慧，今天“中國模式”所強調的“平衡發展”、“和諧發展”也將對世界具有重要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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