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防傳媒“越位”應先提高司法公信

經濟觀察網 楊濤/文 針對司法與傳媒的關系的問題，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景漢朝在10月13日日出版的《人民法院報》撰文指出，傳媒監督和獨立審判是一對天然的矛盾，縱觀近年來的司法實踐，存在傳媒監督忽視司法的特性和規律，“越位”現象比較突出等五大方面問題。（《南方都市報》10月14日）

景漢朝副院長所說的“有的報道案件忽視法官在當事人之間不偏不倚的中立角色，明顯傾向于一方當事人，有的對司法機關正在辦理的案件亂加評論，甚至冒下結論，干擾司法機關依法辦案，影響司法公正”的現象，存不存在呢？如果不為媒體諱言，我毫不猶豫地說，“存在”。而且，如果按照西方法治國家的標準，這種現象是不為社會和司法所容許的。比如，英國通過判例確立了這樣的原則：當案件正在由法院積極而不是拖延審理的過程中，任何人不得對案件加以評價。即使你確保自己的評價是誠實的，但只要是在法庭審理以前過早地說出了真情，也會被認為是蔑視法庭的行為，并受到相應的處罰。丹寧勛爵說，“我們絕不允許法院以外的‘報紙審訊’、‘電視審訊’”，“必須記住，是法庭在審理案件，而不是記者”。

但是，我還是要比較肯定地說，這一規則在今天的中國“水土不服”，并不是我們的傳媒享有“媒體審判”的權力，而是今天并沒有這一規則生存的土壤。在經歷“許霆案”、“習水公職人員嫖幼案”、“段磊誹謗案”等諸多通過媒體來保障司法公正的案件后，民眾已經深深地認識到一個道理，那就是“媒體審判”有時可能會干擾司法公正，但沒有媒體的積極監督甚至是在判決前的“媒體審判”，司法更加不可能實現公正，“媒體審判”至少在今天是利大于弊。因為，今天的司法公信力已經不容樂觀，司法引發的不公隨處可見---不管這種司法不公是來自自身的腐敗還是來自的權力的干涉與壓力。

王琳先生曾說過，今天的司法正跌入“塔西佗陷阱”之中----古羅馬執政官塔西佗曾認識到：當政府不受歡迎時，好的政策和壞的政策都會被人民責難。是的，當司法公信不彰，民眾只相信通過上訪、暴力維權和媒體的炒作才能救自己，保障司法公正審判時，他們會走入一種“路徑依賴”，他們拼命地找媒體來報道和評論自身作為當事人的案件。而眾多民眾也看慣了司法不公，看慣了在媒體監督下才能實現司法公正，他們理所當然地認為媒體對司法的所有活動，包括審判前的下定性甚至是“媒體審判”都具有正當性----即使在某些案件中，個別媒體確實偏離了中立角色，明顯傾向于一方當事人，橫加指責法官。一些正直的法官和公正的審判背上罵名和媒體的無端壓力，恰是司法在“塔西佗陷阱”中不得不付出的代價。

回過頭來，我們重新審視司法與媒體的關系，我并不贊同媒體的越位和“媒體審判”，但是，消除這種現象，特別是“媒體審判”在民眾心目中的正當性，卻不能光指責媒體的越位和民眾無知能做到的，而首先是提高司法的公信力。如果我們司法具有公信力，司法審判能做到公平、公正，司法才能真正來指責“媒體審判”，并引發民眾的共鳴，司法才能理直氣壯地對“媒體審判”施加處罰。然而，令人遺憾的是，這些年來，司法的公信卻是每況日下，學界批評的司法行政化、地方化不但沒有緩解，反而更加嚴重，司法離真正的獨立審判還遙遙無期，而司法腐敗也顯現加劇的狀態，司法高官諸如黃松有、張弢落馬的消息頻頻見諸媒體。如此，司法指責媒體監督是“媒體審判”多少有些不自量力和“后現代化”的味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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