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和平成了脆弱的品牌

經濟觀察網 林俐/文  近日，一系列的2009年度諾貝爾獎得主名單陸續出爐，引起最大反響的莫過于10月9日宣布的和平獎榮獲者——美國現任總統奧巴馬。 

相比之下，小眾作家、在實驗室里埋頭苦干的科學家、在學術界放光彩的經濟學家等，可能引發社會廣泛爭議的程度，當然不敵國際級公眾人物?；仡欀Z貝爾和平獎百多年來的歷史，其中不乏明星級政治家和國家首腦的身影，因此更容易引起社會共鳴成為熱點話題。 

而“和平”，一個看似那么真實卻又抽象的概念，如何評估和定義任何人對其做出的貢獻，本來就備受爭議。根據諾貝爾的遺囑，和平獎應該頒給“為促進民族團結友好、取消或裁減常備軍隊以及為舉行和平會議盡到最大努力或作出最大貢獻的人”。 

但是歷年來，多少諾貝爾和平獎的得主，不就是代表著挑起戰事的雙方，然后又回到談判桌上尋找“退出方案”的當事人。當年（1973），北越外交代表黎德壽就曾以“越南戰爭還未結束”為由，拒絕和談判桌另一端的代表美國國務卿基辛格共享和平獎。 

這一次，也有不少批評的議論，指奧巴馬還“參與”著兩起戰事——伊拉克和阿富汗，僅是口頭上宣揚希望早日退出戰爭，只會把“和平”獎變相地淪落成“希望”獎，批判者們稱，對于這個富含道德意義的獎項而言，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的決定，是跟世界開了一大玩笑。 

某種程度上，批判者們都是理想主義者，而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卻更像是務實主義者。 

前者希望榮譽歸于實踐和帶來“和平”的人，比如5次獲提名卻和獎項無緣的圣雄甘地；甘地一生堅持非暴力運動，但他贊同印度和巴基斯坦分割，當年血流成河，至今印巴關系依然動蕩。而后者則在近年來，把和平獎當作“催激素”，往往只要沖突和對立雙方表示有意愿回到和平談判桌上，那怕還沒有具體成績，就已雙雙獲獎，以希望鼓勵和平進程加速為前提。 

這回，和平獎評委們似乎再次為“和平”打激素，選擇奧巴馬的理由為：“作為總統，奧巴馬在國際政治中創造了一種新氣象，多邊外交又重獲中心地位……很少有人能像奧巴馬這樣引起全世界關注，讓人們期望更美好的未來。他的外交理念根植于這樣一種觀念，即世界領導者必須按照世界大多數人口的價值觀和看法去開展外交行動?！?nbsp;

挪威諾貝爾委員會主席托爾比約恩·亞格蘭表示：“很多人認為這一決定過早、過于草率。但我認為我們再過3年再做出反應就為時已晚?，F在是我們做出反應的時候了?！?nbsp;

換句話說，“和平”——這個脆弱的品牌，需要一個能引起全世界關注和帶來憧憬的代言人；如果代言人有點影響力那就更好了。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評委們像是在挽救一個日益沒落的品牌，而展開推廣活動，并寄望于一個可以帶來品牌效應的人物?？v觀這一屆被提名的其他人選，還有誰更具知名度、權力、號召力、和相對低的政治污點？哥倫比亞參議員Piedad Esneda Córdoba Ruiz？還是阿富汗那被迫辭職的前婦女事務部長西瑪·薩馬爾（Sima Samar）？或者是難以掌握實權的津巴布韋首相摩根·茨萬吉拉伊（Morgan Richard Tsvangirai）？可能是法國總統薩科齊嗎？ 

其實，倒不是“和平”本身失去了品牌知名度，從針對奧巴馬得獎的爭議程度就可以感覺到和平擁護者們的熱誠，但是評委們的務實讓他們意識到，今日的世道，更大層面的和平操縱在有軍事力量的大國手中，這是一個政治化的選擇。 

《紐約時報》專欄作家托馬斯·佛里曼(Thomas L. Friedman)調侃道，今年的和平獎并不是頒發給“和平”（peace）而是給那些駐扎在戰地的“和平衛士”（peacekeepers）。 

也許還是英國作家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1903－1950)有著更尖銳的視角，他在《一九八四》里寫道的“戰爭即和平”正在上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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