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必妖魔化孫東東們

經濟觀察網 評論員 張延龍 最近，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孫東東因為一篇關于精神病人非自愿醫療問題的訪談出名了，孫教授的一些觀點，比如說“對那些老上訪專業戶，我負責任地說，不說100%吧，至少99%以上精神有問題———都是偏執型精神障礙”、“偏執型精神障礙屬于需要強制的一類。因為它擾亂社會秩序”，迅速招致了各方的口誅筆伐。

孫東東何許人也？據有關報道，此君北京醫學院醫療系精神病專業出身，畢業后到安定醫院做了一名精神病醫生，“一干就是五年”，其后對法律產生興趣，經過學習“大大的改變了自己的人生之路”，致力于法律與醫學的結合——從事司法精神病學的研究，現為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北京大學司法鑒定室主任，主任醫師；國家衛生部專家委員。

很多關于孫東東的評論認為，“孫東東是精神病”、“孫東東不是個東西”、“應該對孫東東進行問責”，但履歷顯示，孫教授是一名學者，雖然有著衛生部專家委員的身份，但這也大抵是一項兼職的性質。孫教授不是政府官員，他有言論自由——你可以反對，但要理性的反對，罵人是不對的。

很多人都有不良嗜好，比如說有人是虐待狂，有人愛舔屁溝，據說有一位高級知識分子的最大嗜好是聞臭襪子，一日不聞則不能入眠，聞臭襪子是他的自由；聞臭襪子的時候，他想象大家也有相同的嗜好，想象也是他的自由；他寫文章，或者接受采訪，告訴公眾聞臭襪子是一種很好的習慣，有益于身心健康，這種觀點的表達也是他的自由。

所以說，不應該過度妖魔化孫東東，讓孫東東為上訪問題負責任。又比如說孫教授在三鹿奶粉問題發生后說，“目前我們國家市場銷售的奶粉絕大多數保險，三鹿的這次事件應該是意外事件，偶發的，不屬于群發事件，所以我想大家也不用過于擔心”，那也是他的個人意見，他發表意見是他的自由——退一萬步來講，孫教授就算是每天大喝三鹿，那也是他的個人自由，何況接受采訪呢？評論者萬萬不應該因此而對孫教授進行辱罵。

在各種言論中，類似于孫教授這種被妖魔化的學者，還有很多。他們大都“因言獲罪”，因為對一些社會問題的觀點被批評，有些是因為從經濟學專業談社會問題，有些是因為從精神病專業談社會問題。需要指明的是，中國正處于轉型社會，各種矛盾錯綜復雜，很多問題都是制度化的問題，在這種情況下，從某一學術專業，去談一個具體社會問題，很容易失之偏頗，招致社會怨憤。

比如說導致孫教授出名的上訪和精神病問題，當然是事出有因。上訪問題大多因基層政府問題而起，在過去，中國基層政權和基層法治建設往往糾纏不清，地方政府違法也是數見不鮮的事情。一定是先有漠視、侵害農民利益的地方政府，后有要爭取權利的農民；先有與違法的地方政府沆瀣一氣的司法機構，后有農民變成上訪者。至于上訪演進成為慣例，因循成為沉疴，那也是政治制度和司法制度的問題，非某一個人之過。

中國的農民，歷來最善良純樸，最安于現狀。換句話說，是先有把農民逼成孫教授所說的“偏執型精神障礙”的基層政府和基層司法機構，后有人開始研究上訪與精神病專業這一學術問題；先有地方政府把上訪者當做精神病抓起來（此類案例亦數見不鮮），后有孫教授這等學者對這一行為作出合理性解釋。時至今日，言論對孫教授其人所非者多，而對背后其后的社會沖突和制度問題視而不見，不亦是搞錯了批評的對象么？

至于一向關注民生、關注弱勢群體，而又“往往失之偏頗”的孫教授們何以有其生存土壤，成為各種部委專家委員，那也是體制選擇了孫東東們，而非孫東東們改變了體制。這本身就是一個可悲的“擋箭牌”角色，是社會發展進程的邊角料，自有其歷史歸處，何苦要過度妖魔化他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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