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工與中國奇跡的未來

經濟觀察網 梁丁/文 蔚為壯觀的農民工大潮，與一個“光輝燦爛”的中國奇跡是相輔相成的。這種藉由廉價勞動力的比較優勢，是支撐中國成為制造大國（還遠非強國）的決定性因素。無論這種流行于廣東，江蘇，浙江，福建沿海等地的農民工權益遭到何等損害，甚至被冠以“血汗工廠”的惡名，卻不得不承認，在中國30年GDP的高速發展中，它的貢獻是占主要地位的。

然而，讓非我們汗顏的是，改革已經歷時30年，而相對于80年代初期，今天農民工的工資水平，福利待遇，以及權利保障并沒有多少改進，站在今天這個歷史節點上，當一個群體，為“中國奇跡”奉獻了近30年的光景，卻并未得到應有的回報，甚至于危機來臨時，他們會首先被拋棄，讓人不得不思索中國奇跡的未來？又或者，這種大規模的農民工被“拋棄”，是否意味著這個中國奇跡的“終結”？

另一方面，因為農民自身的資源稟賦，在諸如受教育程度，資金，技術、能力和人脈上，都有先天差距，因此，絕大多數的農民工向城市遷移的路徑前期都是一致的，就是以體力換取在資金，技術，能力和人脈上的資源積累。這幾乎是他們唯一的向上升遷之道。

顯然，制造業提供了這么一個得天獨厚的上升管道，因為大部分崗位并未存在什么技術門檻，它們只需要農民工的體力和勤勞。這是一個怎樣的概念？就是說你可以說，農民工在流水線上是在賣苦力，而且待遇差強人意。但是，不要忘了，苦力是此時農民工幾乎唯一的資源稟賦。即便是最簡單的機械操作，他們開始可能也不會，因此，倘若換一種思路，你在這個制造業工廠同樣也可以看作是一個學習積累的過程，不但不要交學費，還可以領工資，還可以學習一些技能，管理經驗，積累一些人脈關系，這何樂而不為呢？這幾乎是農民工所能做出的最理性最順其自然的選擇了，而且以締造合約的交易雙方來看，其秉性也是最符合自由市場經濟的基本原理的。

現在有很多的“責怪”聲音，但是，即便要責怪，首先得責怪的是，為什么我們的從事農業生產的附加值為何如此之低？以至于使得農民懷著飽滿的熱情前赴后繼的趕往“血汗工廠”？再次，就是為什么還有很多工廠里，有漠視基本人權的現象存在，就是打啊，罵啊，苛刻工資的現象，這顯然不屬于農民工和工廠自由締造的合約的內容，這時候，政府的監管和公共性哪里去了，法律去哪里了？最后，在整個的產業布局，產業引導上，為何我國制造業會一直處于低端位置，向上攀升的速度緩慢？而使得利潤只能依靠“廉價勞動力”維持？

這顯然并非自由締造合約的農民工和制造業工廠雙方所能解決的，而是一個相當明顯的政府責任問題。倘若說，具備了相當明顯自由市場經濟基本特征的農民向制造業轉移，會在今天依然弊病重重，只能說是，政府在分享GDP高速增長，經濟發展成果之時，忘記了積極嚴格的履行自己的政府監管，公共服務等政府責任。

對什么樣的病癥下什么樣的藥，否則，再好的藥都會變成毒藥?，F在的趨勢是什么？一方面是很多與經濟分析無多大關聯，而是直接侵犯法律的行為，比如打罵，苛刻工資，違背合約的事情時有發生，作為弱勢的一方受不到政府的有力保護；另一方面，政府卻無視這個天底下最你情我愿的自由締約的農民工向制造業轉移的天然合理性，引入諸如這些無視“自由締約”形成機理的治療手段，比如說所謂的“最低工資標準，比如說新勞動合同法。這名為捍衛勞工權益，實際上比這更基本的勞工權益，不是勞工權益了，而是最基本的人權受到侵犯，他們都保護不利，可謂是叫還走不動的嬰兒練習三級跳！

更為吊詭的事情是，制造業工廠20多年，什么時候都可以產業升級，結構調整，可偏偏要在這個危險時刻，在上億農民的生存已經收到了實質性威脅的時候，非但不全力拯救中小企業，全力保我們的制造業，以緩解這么巨大的社會危機。而是很多地方政府匪夷所思的提出產業轉型，結構調整，準備讓那些遭遇危機的企業自生自滅，以便于“騰籠換鳥”。這種膽識恐怕非常人所能理解：其一，這么巨大的代價，我們是否承受得起？民生乃政府之本，那這上億計的農民，究竟被置于何地？難道說，我們能夠樂觀的估計，產業轉型能夠順利完成，農民工撐一兩年就好了？其次，我們是否真能實現產業轉型，結構調整？變位機為契機，實現“騰籠換鳥”的目的。這與其說是夢想，不如說是夢囈，中國的確是世界制造業大國，卻根本談不上強國，我們通常說中國經濟還處于世界的中低端位置，要轉型，要往高處走！轉型，往高處走都是對的，但是，顯然我們忘記了一個常識，我們的制造業，即便在中低端產品領域，也沒有相當品牌，質量，技術水準并未有多大優勢，信譽度不佳，如此等等，與其說轉型，不如說要在同一產品領域提高競爭力，樹立品牌，提高美譽度。

對未來的一個基本判斷是，解決農民工就業未來的根本辦法仍然在無數的中小企業，仍然是制造業工廠。我們的產業升級，結構調整，注定只是危急時刻的一種夢囈，我們還會回來，回到我們制造業的老本行。這是，這個時侯的低人權模式如何轉化為“高人權模式”，中國奇跡如何可以持續，將成為一個非常嚴肅的產業話題：即我們的政府如何不僅僅是分享產業成果，而是要更加明晰自己的責任，以更為完善和嚴苛的法治環境為市場保駕護航，成為一個真正的公共政府；其次，就是藉由我們的企業，政府以及員工和社會各界，能夠真正的認識到，我們制造業的問題，并不在于高不高端，而在于即便我們處在于中低端，我們的競爭力也乏善可陳，因此，如何替身質量標準，技術水準，形成強有力的品牌群，提升在國際市場的美譽度，這不是“騰籠換鳥”，而是讓中國制造這只烏鴉真正能夠涅槃成鳳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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