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 評論員 張邦松 自從50名作家發布 《三一五討百度書》以來，我像所有關心文化產業的人一樣，在思考這件事情的意義。如果說我的思考有什么結論的話，那么只有一個，就是：別輕易下結論。我注意到作家們在文章標題中用了一個 “討”字，“討”在中國文化里，是一個信息量非常豐富的詞匯。例如十八路諸侯討董卓、駱賓王的《討武檄文》、孫中山的《討袁檄文》等等，但凡用上“討”字，就必然是赤裸裸的敵我矛盾，就必然是你死我活，就必然是正義對邪惡的宣戰。我不是想在這50名作家面前班門弄斧，把玩漢字的深意，只是覺得，在解決這一問題上，這個“討”字奠定了一個基調，即，將維護版權的訴求道德化。百度在很多人眼中一直都算不上道德高尚的公司，但道德是倫理層面的要求，而非公司法的要求，那么這個“討百度書”是想解決一個倫理方面的問題，還是解決一個商業方面的問題？這個問題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如果不搞清楚它，雙方最終都無法表達正確的訴求。

從這個“討”字和《三一五討百度書》中控訴感十足的文字中，我基本可以判斷作家們認為這是一個道德問題，至少，它首先是一個道德問題。而這正是我的糾結之處，如果這是一個道德問題，那么至少我們有下面幾個問題是需要回答的：

首先，百度文庫的行為和小偷從別人兜里偷錢包有無區別？這個問題其實是互聯網版權問題的核心，即，如何對網絡盜版行為進行定性。作家的態度很明確——“你的善良已經成了小偷行竊的工具”。但如果將這種行為定性為偷，那么有一些現象將很難解釋。相聲演員郭德綱鼓勵觀眾在他演出時錄音、錄像，并在網絡上廣泛傳播，這是否意味著他鼓勵別人從他口袋里偷錢呢？如果郭德綱不是視錢財如糞土的圣人，那么他一定認同這個觀點，網絡上一段盜版的相聲視頻和他兜里的10塊錢是有區別的。由此也可以說，將百度文庫的行為與現實中的小偷畫上等號，是不恰當的，在道德上也是不成立的。

其次，50位作家代表的是他們自己，還是所有的作家群體？我并不清楚《三一五討百度書》是僅僅為前面的50位作家請命，還是為所有作家。但從客觀效果來看，百度文庫刪除了99%的文學作品，有許多其他作家作品也被涉及。一位叫王佩的作家抱怨，他的作品《正版語文》被百度文庫刪除了，斷了他作品的網絡傳播渠道。他甚至說自己考慮給李彥宏寫封公開信，要求百度文庫恢復他的作品傳播。這至少說明，在作家群體中，對于百度文庫是有不同理解的，50位作家是否應該對此加以區分，因為他們的權益和其他作家的權益，未必是一回事。

再次，討百度為了保護作家的權益，還是為了保護創新的動力？這二者有時是統一的，有時不是。人類文明史上有大量例子證明，專利是否得到保護與創新是否得到鼓勵之間，并無必然聯系，這二者之間通常橫亙著一個利益集團。我的態度是，既不能讓百度，也不能讓作家和出版商成為這個利益集團。否則我們很可能就陷入勞倫斯·萊斯格在《免費文化：創意產業的未來》一書中所說的，“這并不是保護藝術家的保護主義，它保護的是某種商業形式”。

當互聯網的權利邊界擴張到傳統產業的領地時，這樣的沖突不可避免。如果不從產業格局和人類進步的大視角下去考慮這個問題，那么我們將無法找到真正的解決之道。在這一背景下，道德依然重要，但我們必須清楚，道德從來就不是一個靜止的概念，在互聯網時代怎么界定道德，也值得我們認真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