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 評論員 李翔 該如何理解天安門廣場的東側立起了高達9.5米的孔子雕像？這是意識形態在向傳統文化妥協，是二者終于達成了一致嗎？它是一個現代政權最終意識到了傳統的巨大力量，還是它察覺到自己的身份危機，開始積極從傳統中尋求自己的認同感和合法性？抑或所有這些問題都只是過度闡釋，它只是一系列陰差陽錯的決定的結果？或者它僅僅是從現實主義需求出發做出的姿態和妥協？

和我們所看到的眾多讓人眼花繚亂的決定一樣，它可以有多種理解；而且，似乎每一種理解都并非毫無道理。所有西方人到中國來接受的忠告中都包括這一條：中國人所做的每件事情都不能僅僅從表面上來理解。從明朝的傳教士到今天的跨國公司高管，他們都共同分享這一總結透視出來的中國智慧。不過他們可能并不了解，甚至連中國人自己都苦于這種闡釋和過度闡釋，每一個決定都像一個并不高級的猜謎智力游戲，然后所有人都還只能猜對正確答案的一部分。

事實上，如果拋卻各種意識形態的猜想，孔子雕像出現在天安門廣場上本應是件理所當然的事情，就好像胡適的雕像應該出現在北京大學的校園內一樣自然。和長城與故宮一樣，孔子是世界上最廣為人知的中國符號之一。長城已經沒有了封閉與防衛的姿態，它只是受歡迎的旅游景點，故宮不再代表皇權而只是代表一種文化高度。但孔子不同，他和他的學說在不斷地被人闡釋著，被不斷地賦予各種各樣新的意義。一個例子是，包括李光耀在內的一些東南亞政治家和知識分子曾經自豪地宣稱，快速增長的東南亞經濟體，代表的是一種迥異于西方的 “儒家資本主義”。那么，如今我們要描述我們“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為“儒家共產主義”嗎？

社會主義或帶有社會主義色彩的社會民主主義，是20世紀最受歡迎的政治思潮，不僅僅知識分子和普通大眾為之歡呼，甚至一些政治家也是它們的虔誠信奉者。它是人類為自己描繪出的進步路線圖，通過它，我們可以消滅貧窮，讓資本主義為普羅大眾服務。這種進步的幻象最終破滅。東歐的一些社會主義政權開始無助地從傳統中尋找對自己身份合理性的支撐。它們不再自豪地宣布自己與歷史上的所有政體和世界上的所有他者不同，而是急于證明自己并不是歷史的變異體，天主教和民族主義都成為乞靈的對象。但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那樣，這樣的做法為時已晚。

中國的情況并沒有那么糟糕。我們仍然在高速地奔跑，不過大多數人都在驚懼地想象當我們停下來時的景象。目前仍不清楚，我們究竟是坐在一輛汽車中，還是我們只是在飛快地蹬著自行車；如果是前者，那么只要制動措施良好，我們仍然可以平穩地停下，稍作檢查，重新上路；如果是后者，那么真抱歉，只有在保持一定速度的前進時，我們才是平衡和安全的，停下來而又無其他支柱，那只有摔倒。傳統文化會成為這個支柱嗎？孔子和他提倡的學說，能否成為我們停下來時伸向地面的那只腳，讓我們免于摔倒？

一種曾經宣稱要與所有過去和所有現在決裂的意識形態，突然開始擁抱它宣布要打倒的信仰和學說，然后還能成功地將自己和它融合，在這方面并沒有太多的成功可以借鑒。不過，無往不利的一直是現實主義?，F實可以教會人、政黨和國家如何熟練地見風使舵，并且成為生存專家。當然，純粹從現實主義的角度出發，我要宣稱，將孔子立在天安門，與毛澤東的畫像和人民英雄紀念碑為鄰，這仍然是個好的變化的開端。無論促成這個決定的原因是什么，它都絕對比僅僅在天安門看到毛澤東畫像和人民英雄紀念碑要好。

或許，我們還需要更多的類似舉動，比如停止那些無聊爭論，毫不猶豫把胡適雕像放進北大校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