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企分開才能治好中國足球

經濟觀察報 評論員 朱沖 南勇、楊一民真的就是中國足球圈的敗類嗎？在他們 “出事”之前，南勇能以35歲年紀成為國字頭機關里的副司級人事干部，在那個年代必須是又紅又專、嚴格審查的；楊一民這個鄉下孩子，通過求學并以優異成績畢業后成為博導，在競爭殘酷的足協機關以借調身份成為實力部門的高級主管，如果沒有德藝雙馨、不是思想過硬，全無可能。

但就是這樣的好人為何在這次足壇打假掃黑風暴中遭遇 “滑鐵盧”呢？我們認為，問題出在體制上。

不要以為 “謝天謝地謝亞龍，信神信鬼信蘭成，橫批：足籃打水”類似這樣對足球、籃球的肆意批評——后來對該“對聯”又增加了一句“催牛催馬崔大林”——可以任意出現在各大媒體上，就認為中國足球圈、體育圈享有新聞自由、民主監督及完全市場化運營。中國足球只是表象化的市場化、職業化，或者說在經營上實行了市場化，聚集了大量財富，但在管理上依然是靠行政命令的計劃經濟模式。

閻世鐸可以不顧贊助商的反對突然宣布聯賽取消升降級；謝亞龍可以以奧運備戰的需要把聯賽攔腰斬成7段；南勇可以在其他人都反對的情況下，一個人就能夠把中超聯賽的冠名權賣給一家僅成立一年、毫無資信等級的“皮包公司”愛?？怂?，造成5400萬元的國有資產流失……種種問題就在于，表象市場化后的中國足球——這個每年涉及數億元收支的商業空間——只由一個行政機構管理，并直接參與經營，這不僅違反了政企分開的市場經濟準則，而且無法監控。

中國的體育職能部門長期以來無視體育市場化的現狀，還始終堅持以行政的權力和手段管理足球運動，造成行政權力高度集中，由體育職能部門或足球管理中心領導層的少數幾人大權獨攬。其結果就是，由這些個別人閉門決策中國足球的大小事務，主宰中國足球的前途和命運，不管他們懂與不懂，都沒有民主協商和決策，更沒有民主監督，以至于他們的決策失誤頻頻，甚至貽笑大方，比如輸球才能進中超等怪象。

這種無所不管、無所不能、又不受任何監督和約束的行政集權，不但損害和貽誤了中國足球的發展，更因為經營上的市場化掌握了巨大財富，使其成為滋生腐敗和假賭黑等惡行的土壤。這次足球管理中心兩位正副主任被刑拘，說明這一毒素確已侵入到了中國足球的管理中樞。

對國際上宣稱它是中國足球協會，是個民間組織；對下宣稱是國家體育總局下轄的司局級行政機構“足管中心”；招商引資時又宣稱它是中超公司，“官+商+行業組織”于一身的三重身份特征，如此集中在少數人手里的權力機制，如果僅僅依靠道德自律，顯然不是合理合法的組織權力架構。所以，只有打破、分離這種多重身份，才是治理中國足球的根本出路。

我們認為，為改善中國足球的生存環境，促進中國足球的健康發展，堅持不懈地掃賭打假是必要的，但深化我國足球管理體制和機制的改革更為重要，這也是建立治理假賭黑長效機制的必然基礎。為此，必須打破足協和足管中心合二為一的行政角色定位。

聯賽來自市場，就應該還原中國足球協會的民間組織身份，由各職業俱樂部代表組成中國足協，負責組織、管理、運營職業聯賽，給予參與到市場活動中來的各足球實體，如職業足球俱樂部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約束、自我發展的行業自治權力。

足球運動管理中心作為國家行政單位對實行行業自治的足球協會負有指導、監督的權力，并依靠行政撥款主管國字號球隊的建設和發展，接受上級單位的監督。以此形成兩級組織各自獨立，又相互約束的組織架構，形成民主協商、民主決策和民主監督的體制，完善法制化、制度化和民主化的運行機制。只有在陽光下決策、運作和發展，中國足球才能走上正軌，才可以有效制約假賭黑現象，維護健康的足球環境，使中國足球重新燃起希望的火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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