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才是減壓閥
接下來的懸疑是：在注定找不到工作，或者找不到全職工作，或者找到工作薪水也要降低的情勢下，這些農民工是選擇回去還是留下？
或許除了農民工流出地的地方政府，和那些從學理和道義上感覺如此對待農民工有違公平的專家學者們之外，幾乎所有的人都更愿意看到覓工碰壁的農民工安分守己地打道回府。這樣一來城市就業的壓力會驟然減輕，社會不穩定的根源也得以消除。另一方面隨著青壯勞動力的回流，讓一些三農學者們痛心疾首的農村蕭條景況會一舉改觀，新農村建設從此無生力軍匱乏之虞。
拋開其中強烈的犬儒自保的氣息不論，這種設想從主觀而言實在是過于一廂情愿，而從客觀現實和歷史經驗的角度來說又過于武斷。
其過于一廂情愿之處在于大包大攬替農民工規劃了行動路線圖，全然不管這一表面上長期失語的群體，實際上蘊含著極為強大的用腳投票的能量。當一個人面對兩種選擇之際，如果其中一種選擇的結果一望便知，另一個雖然前景不樂觀但也存在突圍可能，會做出什么樣的決策是不言而喻的。而廣大的農民工當下所面臨的回鄉種地與留城覓工就是屬于這樣的一個抉擇之局。相較于回鄉種地，多數農民工無疑更愿意忍受不飽和就業和薪酬降低。即使那些找不到工作的人，也會繼續漂泊，前往二線乃至三線城市碰碰運氣，而不會回鄉務農。
此外，那種認為農村是中國就業問題的減壓閥和勞動力蓄水池的看法也失之于武斷。從中國和國際歷史經驗來看，是城市而非農村才發揮了減壓閥的作用。
以中國為例，自清末以來人多地少的張力主要靠走西口、闖關東和沿海的城市化得以釋放。與人們從電視劇中得到的印象相反，這些闖蕩在外的農民主要不是靠采參、種地和嘯聚山林來解決就業問題，吸納他們的制度性途徑更多是工業化、城市化。從清末到1940年代初，東北人口從1000萬猛增至4450萬，其新興城市如哈爾濱、沈陽、長春、大連、本溪、撫順等地移民增加的速度和所占比例比上海還高。
而就近現代上海的情形而言，除了本身的工商業增長不斷吸納鄉下勞動力之外，在重大災難發生時更是發揮了重要的減壓閥的功能，盡管多少是有些不情愿的。每逢黃淮、江淮水患發生，蘇北、皖北災民便蜂擁至上海及其郊區，形成大量棚戶區。大上海不僅通過各種慈善組織、同鄉會和志愿者團體給予其緊急救濟，還提供了大量的不飽和就業的機會。當時滬上風行一時的英文刊物《米勒氏評論》就曾指出，如若這些災民此刻依然分散于鄉間等待政府遙遠而遲滯的救濟，其命運將悲慘至十倍。
在拉美等第三世界國家，城市化問題至今未能得到妥善解決，其貧民窟麋集之態更為人詬病。但是相較于另外兩個可怕的前景，在那些國家朝野人士的眼中，貧民窟至少是一個勉強可以接受的選擇。其一是生態的惡化：第三世界國家1960年代以提高農業單產為特征的“綠色革命”，將大批勞動力從土地的束縛中解放出來。這些閑散勞動力無所事事，便進入原始山林伐木燒荒開辟新的土地，結果造成重大的生態災難。這些國家被迫加快了城市化進程，靠提供不飽和就業來吸納剩余勞動力，從而避免了生態進一步惡化。其二是農村的暴力革命化：第三世界國家的政府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意識到，雖然迅速的城市化導致城區社會混亂和政治波動，然而，與把那些較活躍而又具才智的人強行送回農村比起來，這些毛病實在算不上什么，如果這些人呆在農村，后果才是不堪設想的。
而就中國目前的情形而言，除非我們恢復糧票和強制收容遣送制度，否則就必須放棄“農村人口應該大規模返鄉”的政策鼓勵和社會心態，考慮以更積極主動的方式發揮城市的減壓閥作用，這樣的共渡時艱才更為現實，也更有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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