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斐斐/文

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本周的訪美之行再次點燃了國際社會對于中美關系的關注。然而要認識清楚這對21世紀最重要的雙邊關系，就必須對我們身處的這個世界做出合理的判斷。

在新加坡國立大學鄭永年教授看來，雖然中國對于G2的概念并不接受，但這個世界已經進入到一個事實上的G2時代。中國尚不具備挑戰美國建立起來的國際秩序，卻應適時對某一領域的制度進行修正。

面對著一個復蘇緩慢的美國與快速增長的中國，兩個國家都需要在新的世界形勢下做出選擇，2011年初的“胡奧會”就會成為這場抉擇的開端。中國與美國如何克服利益上的分歧與認知上的錯位，避免做出錯誤的選擇將是中美關系的最大風險。

當然，2010年中美之間最精彩的故事悉數發生在亞洲，作為一名出生在中國大陸，治學美國、新加坡等國的學者，我們更愿意借用他的 “亞洲視角”。鄭永年認為，美國“重返亞洲”的戰略是為了給中國承擔更多義務施加壓力，而并非針對中國的國家安全。而中國也應該反思2010年的南亞政策，并建議將解決島嶼沖突的問題放在多邊框架當中。

經濟觀察報：這次胡錦濤訪美，美國前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布熱津斯基認為將成為30年前鄧小平訪美以來最重要的雙邊首腦峰會，你同意這個觀點嗎？

鄭永年：我覺得從國際關系權力格局的角度上來說，布熱津斯基說得很對，現在的中美關系遠比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要重要得多。對于這個重要性，中國國內沒有充分意識到。這個重要性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事實上的重要性，另一部分是認知方面（Perception）的重要性，就是說外在的世界認為中國怎么樣了，美國認為中國到什么程度了，這個更加重要。

經濟觀察報：你的意思就是美國認為中國現在是一個真正的對手了？

鄭永年：對。盡管中國本身不這么看，但是美國已經這么看了。雙方都必須進行選擇，是繼續合作還是走向對抗，這也是為什么這次訪問非常重要。如果雙方選擇得好，中美以前的這些系統，中美接軌呀，就可以走得下去；選擇不好呢，最壞的情況就是局部的冷戰。

所以我認為2011年中美面臨的最大風險就是中美在兩國關系發展方向上做出錯誤的選擇。其中任何一方選擇錯了，就會完全改變今后的世界權力格局。

經濟觀察報：現在這種情況下，你怎么看待中國國內從部分外交人員到學者，再到民眾的那種民族主義情緒？

鄭永年：對于美國來說，看起來在衰落，事實上也在衰落，如果老二要趕上了，那它就更擔心了。這個時候，中國越需要冷靜對待。越是民族主義，美國方面越擔心，美國方面越擔心，它就會做很多對中國不利的動作，從朝鮮半島到南海各個方面。雖然美國國內說美國衰落了，實際上美國的實力還是很強大，中國遠遠沒有挑戰美國的實力。舉個例子，美國經濟危機了，情況不好，但它可以利用主導的貨幣體系大量印制美元，將風險轉嫁給中國。中國大量印人民幣，只能轉嫁給中國自己的老百姓。

我覺得中國從鄧小平以來的選擇是非常正確的。事實上，鄧小平的選擇是從毛澤東開始的，就是跟美國友好，進入美國的系統，在這個系統里面慢慢地上升，這是非常好的，現在升到第二位了?，F在有些觀點認為，這個老大不行了，自己的經濟也起來了，軍方也強大了，是不是可以取代它了，我個人覺得不是好的選擇。

經濟觀察報：你判斷現在是一個世界秩序重構的時代嗎？

鄭永年：我覺得言時過早，國內有人討論這個問題，我寫過一篇文章。美國霸權衰落以后，對中國沒有好處，反而有壓力。美國從1914年就是大國，我們可以說美國這個世界警察當得不好，當得不好我們可以罵他批評它，但是每個人都需要這么一個警察，沒有這個警察世界秩序就亂了。很多國家，包括東南亞國家都需要這個警察。中國現在還沒有這個能力。美國在世界各個地方都是高度制度化的，雖然這個制度沒有以前那么有效了。

經濟觀察報：中國現在面臨一個問題，在許多領域我們不想出頭，我們仍然是“發展中國家”，這樣做的利弊是什么？

鄭永年：這就是中國需要自己考量的問題。中國不想出來，每次動不動就“被當領導”了。以前中國是韜光養晦、有所作為，但是現在可能要把有所作為放在前面，才能韜光養晦。我覺得中國現在這個機制確實是存在風險的。中國不能簡單的把自己看成一個發展中國家的代表，因為中國是處在一個發達國家跟發展中國家縫隙中。應當多跟發達國家去溝通，而不是說帶著一個發展中國家的頭銜，跟發達國家去談判，去斗，應當更是一種協調溝通的角色?，F在看來中國幾次外交都不太成功，動不動就被人家當成領袖了，代表發展中國家，沖在最前邊，跟發達國家去斗了。盡管它的本意可能不是這樣的。

經濟觀察報：你覺得中國應怎樣看待美國重返亞洲的戰略？

鄭永年：中國把美國作為敵人是沒有什么好處的。美國這個國家就是這樣，一旦有一個敵人，它的動員能力比哪個國家都強。尤其是經濟動員能力，看看以前的蘇聯是怎么被美國搞垮的。第二就是美國也需要中國。中美關系越好，美國霸權才會更長久。如果跟中國對抗，美國實際上沒有很大利益，只是美國現在某些方面得求著中國，你要承擔起國際責任，區域責任，不能老是什么都不做。美國施加這樣的壓力、那樣的壓力，目的就是讓中國承擔更多的國際責任，并不是像國內很多人說的，要回對中國了。

我覺得美國現在非常煩惱，尤其是在朝鮮問題上。朝鮮炮擊事件以后，我觀察美國就是要走冷戰的路線。六方會談弄了這么長時間，朝鮮不但沒有任何屈服，反而變成朝鮮的秀場，那美國就說六方會談“Idon’tcare”。美日韓用一種新的冷戰形式來遏制朝鮮。美國也在觀察，也在做選擇，看中國怎么選擇。因為美國在亞洲有很多優勢，重返亞洲是和中國合作還是和中國對抗，這完全是兩個國家選擇的結果。如果是當美國感覺到中國的崛起是為了把美國擠出亞洲，那美國就要利用各方面來對付中國，如果是中美軍事、經濟上合作很多，那就能理解為一種合作。所以說中國的崛起是和美國合作過程的崛起。

經濟觀察報：中國怎么去破南亞之局？

鄭永年：我認為中國在對南海島嶼爭端問題上可以有更好的選擇。中國總是強調雙邊來解決問題，但是越南等小國認為這個領海問題能不能放到多邊框架來解決。中國不同意。其實多邊只是一個構架，像新加坡和印尼等與中國沒有領土糾紛的國家，不會說是靠哪一邊。把雙邊的問題放到多邊的框架下，那些國家就會放心一些。

經濟觀察報：你覺得半島形勢會怎樣發展？現在六方會談能談下去嗎？中國應該怎么應對？

鄭永年：我覺得現在這樣很難談下去。美日韓現在已經在用一種局部冷戰，從這個角度來說，胡錦濤訪美也很重要，如果局部冷戰，對中國很不利。中國要成為海洋國家，美日韓同盟一旦形成，肯定沒戲。半島如果局部冷戰的話，也會影響東南亞。

至于中國應該怎么應對，首先，朝鮮是中國的后院，不能放棄；第二，要保證朝鮮的安全。胡蘿卜要甜，大棒要硬。政權的安全是朝鮮的內政，中國做不了主，但是國家安全你可以做。在保證安全的前提下中國必須向朝鮮施加壓力，比如要改革開放，主動地與國際世界吻合。這是中國最大的意義。

朝鮮半島的問題實際上就是大國關系的問題。六方會談，我覺得中國做得很好，但是角色有些錯了。中國把朝鮮問題看成美國的問題。中國提議六方會談就會為了把美國和朝鮮拉在一起，中國成了一個端盤子的服務員。自己的角色定位錯了。朝鮮的核問題是你自己的問題。美國對朝鮮的問題也進行了變化，美國到最后就發現，你有沒有用核武器不重要了，你只要不核擴散就行。美國人知道如果發現核武器了，比起美國來中國更是受害者。

經濟觀察報：那你怎么看中國高層對歐洲的穿梭外交？很多人認為這是中國經濟外交關系的一個亮點？

鄭永年：我跟其他人理解不一樣。從戰術上角度上來說，因為中國買債券也好，投資也好，開大單也好，我覺得這種“采購外交”已經用了二十來年了，作用非常有限，也應該總結總結了。

從戰略層面上說，中國跟歐洲的關系當然很重要。但是，中國的外交某些方面缺少重點?，F在世界上那么多熱點都跟中國、跟亞洲有關系，中國對亞洲的重視太不夠。世界各地著火了，他到處去救，這是舍近求遠。亞洲都搞不定，還到歐洲、非洲、拉丁美洲到處救火。一個國家的外交資源也不是無限的，應當先用到需要鞏固的地方。

（本報實習記者吳海珊對此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