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 易富賢/文 中國古代先賢們早就認識到人口是國家的根本，對于一個國家的繁榮具有決定性的意義。管仲認為，人眾是兵強和國富的基礎:“地大國富，人眾兵強”，“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為本。本理則國固，本亂則國?！??？鬃诱f過：“地有余而民不足，君子恥之”，就是說國家領導人的首要任務是發展人口。墨子也有類似表述，認為人口眾多是富國和政治穩定的基礎：“國家之富，人民之眾，刑政之治”，他指出，人口不足，“天下衣食之財，必將不足”。

商鞅也認識到“人眾兵強，此帝王之大資也”。商鞅變法的核心其實就是人口政策。在變法之前，秦國地理偏僻，人口稀少，被人看不起。商鞅推行農戰制度，大力發展人口。并通過優惠政策，引進外國移民。同時，騷擾敵國農田、糧倉，使得敵國人口減少。經過一百多年的發展，到公元前230年秦始皇發動統一戰爭時，秦國土地和人口已超過六國總和，一舉統一中國。

南宋思想家葉適總結說：“為國之要，在于得民，民多則田墾而稅增，役眾而兵強。田墾、稅增、役眾、兵強，則所為而必眾，所欲而必遂”。也即人口多，生產多，賦稅多，兵員廣，國力就增強，也有能力進行救災、度荒，并且人均賦稅輕，人均承擔的國防任務也輕，老百姓日子就好過，國家也就容易管理，社會也就更加穩定。

正是因為歷代執政者都十分重視人口發展，中國一直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國和經濟強國。直到1840年，當時中國人口和GDP均占世界的33%左右。

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前提

古老的哲學往往露出年輕的微笑，先賢們的人口思想仍具有現實意義。人類社會賴以存在和發展的兩大基本支柱：一是人口再生產，二是物質再生產。政治、經濟、國防、文化以及民族心理的安全都有賴于人口安全。

要保證人口相對于上一代不增加也不減少（世代更替），目前發達國家的總和生育率（婦女平均生孩子數）需要達到2.1。而由于嬰幼兒死亡率和出生率別比發達國家要高，中國世代更替水平生育率應該在2.3以上。生育率如果高于更替水平，會有人口膨脹壓力；如果低于更替水平，今后將出現人口減少。

中國于1971年開始實行計劃生育，1980年開始實行獨生子女政策。社會越發達，養育成本越高，生育意愿越低，婚齡、育齡越晚，不孕率越高，生育率也因此就越低。在經濟發展和計劃生育的雙重作用下，總和生育率從1970年的5.81下降到1979年的2.75，1990年的2.17，1995年的1.43。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顯示生育率只有1.22了；2005年1%人口抽樣調查再次證實生育率只有1.33。

中國每年出生人口從1980年代后期的2500萬左右下降到1996年之后的1300萬左右，人口結構呈倒三角形，是不穩定的人口結構。年齡結構不穩定，導致養老危機；性別結構不穩定，導致光棍危機；民族結構不穩定，可能導致民族矛盾。而美國和印度都有穩定的人口結構：美國是柱狀人口結構，印度是正三角人口結構。

就是說，1971年開始實行計劃生育的時候，生育率遠遠高于世代更替水平，有人口膨脹壓力；但現在中國的生育率早已低于世代更替水平，意味著即將面臨人口萎縮。因此，中國的人口政策需要盡快由人口控制向人口發展轉變。

人口結構與家庭安全

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計劃生育讓這一代人很多斷子絕孫，讓下一代人舉目無親。據統計，每1000個出生嬰兒中約有5.4%的人在25歲之前死亡。意外傷害是懸在獨生子女頭上的利劍。汶川地震中失去子女、子女傷殘的家庭慘不忍睹。計劃生育政策使得孩子成為 “稀有品”，孩子承載著爸爸、媽媽、爺爺、奶奶、外公、外婆的全部希望，也因此成了罪犯報復社會的目標，2010年連續校園兇殺案讓全國人民揪心。

婚姻的穩定是社會穩定的基礎。而孩子使得家庭關系變成了三腳架，夫婦倆在精心撫育孩子的過程中，感情不斷升華；到了老年，經過幾十年的磨合，激情已經升華為濃濃的親情，夫妻倆在子女的幫助下相互攙扶，在孫輩們的嬉戲中一起老去。但是在計劃生育宣傳下，繁衍人口的首要功能被淡化，婚姻被簡化為愛情，為了愛可以隨便離婚，愛得死去活來，離得隨隨便便。1980年實行獨生子女政策以來，孩子少了，維系家庭穩定的紐帶也少了，離婚率也就不斷攀升。據民政部門統計，1980年中國離婚對數為34.1萬對，1990年為80萬對，2000年為121萬對，2003年為133.1萬對，2005年為161.3萬對。

北京、上海、東北地區生育率低，離婚率也高；而廣西、江西等地生育率較高，離婚率也較低。韓國以前離婚率并不高，但隨著生育率的急劇下降（從1982年的2.42下降到現在的1.0），離婚率也在快速上升，現在韓國離婚率排世界第三位了。美國生育率從1960年的3.65下降到1976年的1.74；離婚率也不斷攀升，1981年達到頂峰。1980年代后美國掀起保護家庭運動，生育率上升到世代更替水平附近并保持穩定；離婚率也不斷下降，現在已經跌至1970年以來的最低點。1980年代歐洲生育率沒有像美國那樣止跌，而是繼續下降，現在只有1.4左右了，離婚率也居高不下。

由于離婚而帶來的單親家庭問題、老人問題、兒童成長教育問題、社會穩定問題等等，已成為不容忽視的社會問題。歐洲通過各種手段增加離婚的難度，但是收效甚微，因為沒有子女為紐帶，家庭是無法保持穩定的。高離婚率是一種社會病，但中國一些學者偏偏認為離婚率上升是社會進步的標志，這樣的結論顯得片面。

1980年代初的一代獨生子女進入結婚年齡，這群人的離婚率非常高。一方面是因為獨生子女以自我為中心的性格，雙方性格難以磨合；一方面是雙方四個父母過度干預子女家庭。尤其嚴重的是，獨生子女政策導致性別比不斷攀升，光棍危機即將于2012年開始全面爆發。目前初婚年齡男性與女性基本持平，但從2012年開始，男性人口大幅超過女性，到2016年超出女性人口30%以上?？偣夤魅藬狄矊⒂?012年的1000萬上升到2017年的3000多萬，2022年的近4000萬。娶上老婆將成為今后成功男人的標志。

這4000萬青壯年光棍對婚姻倫理道德的影響和家庭秩序的破壞作用可想而知。相當部分國民將處于“家庭內戰”之中。真正的戰爭是暫時的，但是“家庭內戰”將是持久戰，對國民的影響比幾場真正的戰爭還要大。

保衛婚姻就是保衛國家。

人口結構與國防安全

國防歸根結底是人防。中國人口在19世紀初達到4億之后，一直停滯不前，到1950年僅僅增加到5.5億；而同期世界總人口卻從10億增加到25億，尤其是發達國家人口增加迅猛，比如英國、俄國人口分別從1800年的1600萬、3500萬增加到1950年的5300萬、1.81億；日本人口從1850年的2700萬增加到1950年的8320萬。英國人口快速增長的過程中，中國發生了鴉片戰爭；俄國人口快速增長的過程中，中國失去了上百萬平方公里的土地；日本人口快速增長的過程中，發生了中日甲午戰爭和抗日戰爭。

1950年到1980年，中國人口與世界同步增長，占世界比例穩定在22%左右，在國防和外交上也扭轉了被動挨打的局面。但是實行計劃生育以來，中國人口占全球比例下降到目前的19%。尤其是1996年以來，每年出生人口只占全球的10%了，意味著中國人口占全球比例還將急劇下降。人口規模的下降不但導致適齡參軍入伍人數下降，也導致支撐國防的經濟規模下降。而與中國有邊界爭端的鄰國印度卻是朝氣蓬勃，近年每年出生人口差不多是中國的兩倍，意味著今后的綜合國力將遠超中國。高盛全球研究等多家機構均預測印度將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2040年中國勞動人口與65歲以上老年人口比例是2.3：1，而印度是6.7：1，國防力量和經濟力量對比可想而知。

人口問題憂思

1980年中共中央《關于控制我國人口增長致全體共產黨員、共青團員的公開信》標志著獨生子女政策全面實行，但也明確提出：“到30年以后，目前特別緊張的人口增長問題可以緩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010年距1980年已經30年了，中國的社會經濟和人口形勢也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隨著人類發展指數（HDI，聯合國用來反映社會發展水平的綜合指標）的提高，生育率直線下降。中國大陸2010年的HDI相當于韓國和中國臺灣1990年左右的水平，當時這兩個地區的生育率只有1.7左右?，F在泰國、伊朗的HDI與中國非常接近，生育率都只有1.6左右。

有人提出用二胎方案取代獨生子女政策。其實國際國內經驗表明二胎方案不足以恢復人口發展能力。新加坡、韓國、中國臺灣、伊朗都為曾經提倡二胎而后悔不已。中國從1980年代開始在山西翼城、甘肅酒泉、河北承德、湖北恩施等840多萬人口的農村地區試點“二胎”，但是2000年翼城生育率只有1.5，酒泉只有1.4，恩施2005年只有1.47，承德只有1.6。

有人擔心停止計劃生育之后會出現補償性出生高峰，其實縱觀人類數千年文明史，人口從來就不是平穩的，人口出生高峰往往導致此后國力的提升。日本戰后三年的出生高峰“團塊世代”奠定了幾十年的繁榮。美國國力強盛，很大程度得益于兩次出生高峰：1955年到1965年平均每年出生415萬，是1930年代的1.7倍；而1980年代出現了第二次出生高峰，每年出生人口從1976年的317萬上升到1990年的416萬。而歐洲和日本1980年代之后卻沒有出現出生高峰，現在經濟也開始走向衰退了。

根據各項人口學指標 （育齡婦女人數、生育意愿、不孕癥發病率、輸卵管結扎率、剖腹產比例）估算，“補償性生育高峰”只多出生3000多萬孩子，即便在補償性出生高峰期間，加上正常出生的，中國每年最多只出生2000萬孩子，遠達不到中國1980年代后期的水平和印度現在的水平 （每年均出生2500萬孩子）。

筆者認為，2011年將開始 “十二五”規劃，果斷停止計劃生育，可以一舉扭轉被動局面，對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將起到畫龍點睛的作用；也為今后的人口發展贏得寶貴的時間。停止計劃生育一舉多得：緩解現在的就業壓力、今后的老年化壓力和光棍問題，彌補今后勞動力短缺，將經濟模式由投資驅動型轉向消費驅動型。

（作者為美國威斯康星大學婦產科科學家、人口問題研究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