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工與城市化

經濟觀察報 黃亞生/文 我們最近在國內做了幾次非常詳細的調查，包括對農民工的調查。我希望通過我們做的調查得到的一些微觀數據來討論一下關于我們中國宏觀的問題。

在中國對農民工的調查基本上全是社會學家做的，好像經濟學家對這個題目不是特別感興趣。從傳統上來講，農民工的問題被認為是一個社會問題，權益保障的問題。在我看來，實際上中國農民工現象的出現對中國宏觀經濟有極大的影響。中國統計局在2008年底做的統計顯示，中國現在有2.3億的農民工。我們通過調查表明，中國農民工對中國的產出起著巨大的作用，但是他們的消費增長速度卻非常慢。如果要討論中國經濟結構的失衡，農民工的經濟狀況在此起了非常關鍵的作用。

宏觀經濟學家對中國內需不足有兩個解釋：一個是強調中國的儲蓄率，另一個是強調中國的發展。

提到農民工就會牽扯到城市化。如果看中國城市化指標就會發現，2000年是一個拐點，而恰恰是2000年，也是另外一個拐點，也就是中國家庭消費占GDP的比例一直在下降。這個非常有意思。我們一般會認為城市化帶來的是中產階級壯大，帶來的是收入的增長，帶來的是消費的增加。但是從中國宏觀城市化的數據和宏觀消費數據看到的狀況恰恰是相反的。我會對這個問題作詳細的解釋。

世界上曾經有這樣一個國家，這個國家有下列特征：政府儲備率在6年之內增加了一倍，基尼系數是4.5，工資增長嚴重落后于生產率的增長，大企業里75%的資產是國企，政治上是沒有競爭的，對外資非常開放，非常歡迎。這是哪個國家？GDP增長速度是多少？

是中國嗎？不是。這是上世紀60年代的巴西，1968-1974年巴西的GDP增長每年11.4%，但整個1980年代是停滯不前，即所謂丟失的十年。像巴西這種國家，1950年代的時候人均GDP就相當于我們的臺灣省、韓國的兩倍，到現在大概連三分之一都不到，1990年代有多次金融危機不穩定，經濟發展速度放慢，政治上也不穩定。巴西在上世紀60年代，有些方面和中國是相當相似的。而且巴西當時被外資看好，被認為是“經濟奇跡”。這些用詞今天都被用于中國。中國經濟最大挑戰是消費和內需的下降。

很多人認為中國的消費占GDP的比例低是因為我們東亞文化強調儲蓄，韓國和日本這兩個國家也是東亞，也是有東亞文化的，它們的消費占GDP的比例遠遠比我們中國高。雖然今年消費官方數據很好，社會零售增加了15%，遠遠超過GDP的增長。但是中國的統計數據是很復雜的，中國的社會零售一部分是家庭消費，一部分是機構消費。在這方面我找不到特別好的數字，所以我自己去查中國統計局的關于農民和城鎮居民的收支調查，用它的收支調查數據跟官方的比例做比較。機構消費差不多是整個零售消費的25%，而在1980年代為10%，到了1990年代，機構消費占整個零售消費大大增加。

我自己很懷疑15%里邊有多少真正是家庭消費。從過去歷史的數據來看，機構消費在整個消費中占的比例非常大。再解釋中國消費下降的問題，一種理論認為，是謹慎性的儲蓄和社會保險不足造成的；另外一種理論認為，謹慎型的消費主要是因為收入過低，而不是因為儲蓄過高。我自己比較贊成第二種觀點，也就是說中國消費下降是因為中國國民收入的增長嚴重落后于GDP的增長。很多其他第三世界國家，消費比例都比中國要高15%-20%左右。那些第三世界并不是有很發達的社會保險體制——印度沒有一個特別好的社會保險機制，但是消費占GDP的比例卻相當高。

這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兩份報告，第一個報告認為儲蓄過高，他們展現的數據表明中國城鎮儲蓄從15%上升到2005年的23%。另外一份IMF報告認為,即使你考慮到儲蓄率上升的話，也只能解釋消費下降8%其中的1%。也就是即使考慮這個也不能全面解釋消費的下降。

第一份IMF報告對儲蓄的算法里頭有一些稍微復雜的問題。它的算法是儲蓄等于可支配收入減去消費支出。如果你要看美國國民核算統計數據，是個人儲蓄等于個人收入減去個人支出，“個人支出=個人消費支出+個人利息支付+個人轉移支出”。IMF采納了對消費非常窄的定義，如果不采取這個定義，采取美國定義的話，可能會得出另外一個結論。

此外，1990年代中國家庭消費有很大的變化，就是消費支出平穩上升，但是個人支出增長很快，稅負增加也很快。IMF經濟學家做統計的時候，計算的是個人所得稅，但是沒有計算1990年代的新增稅。在我看來，那些經濟學家認為中國消費過低是因為儲蓄率過高，很可能這里邊有計算錯誤，很可能他們把中國的儲蓄率高估了，如果重新做計算的話，可能得不出這個結論。我想指出的是，周小川行長在2009年7月一次會議上，也提到了這個現象，就是中國家庭儲蓄率并沒有提高，而是政府和企業的儲蓄率提高了。所以我想中國家庭消費下降并不是因為中國家庭儲蓄率升高，而是因為中國收入的增長相對于GDP來講嚴重滯后。

在農村這種現象尤其明顯。從家庭收入增長來看，1980年代是家庭收入增長的黃金年代，那時家庭收入增長超過了GDP的增長。1990年代GDP增速還是很快，但是家庭收入明顯放慢。2004年以后情況有所好轉，但是因為有十幾年非常慢的家庭收入增長，所以基數也是很低的。另外有一點我自己也很不明白，就是當政府包括2008、2009年農民收入增長8%-9%的時候，再仔細看調查高收入、低收入、中等收入加權系數，我發現了一個非常有意思的現象：到了2007年，中國統計局對農村最富有的家庭加權系數是30%。30%多被調查的家庭是中國農村最富有的家庭，而到2004年、2005年時只有8%左右。當然這可能有非常正當的理由，加權系數這么短的時間有這么大的變化，我是抱有一定疑問的。不管怎么樣，2007年農村家庭收入有所提高，但是不是提高到8%和9%我是有疑問的。

我覺得中國消費和家庭收入相關系數非常高。收入高，消費也就增加了，收入增長低，消費增速也就會放慢。1980年代農村消費的例子就是很好的說明，1980年代增速非?？?，而且跟當時收入增加速度完全吻合。

我為什么要重視農村經濟和農民？首先，農民的人口基數非常大，他們的收入和消費對整個宏觀影響也非常大。按照統計局的統計，2008年中國有7億常住農民，還有2.3億的農民工。群體非常大。此外，我一直認為農村經濟是重視市場化的經濟。1990年代有大規模農民工的出現。大規模的農民工出現，大規模的城市化，到底對居民的收入是怎樣一種影響呢？

我們認為，城市化是不是會起到促進收入、促進消費的作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人口密度有沒有增加。但我們從中國城市化的統計數據來看（再次說明我們只能看到2004年的數據），至少到2004年看不出來中國城市化帶來人口密度的增加，基本上是新的城市建立。如果你要看人口密度中位數的話，人口密度在1990年代還是有所下降的，并沒有上升。

在我看來，中國城市化某種意義上是一種行政行為。因為土地是公有的，是政府控制的。如果這種城市化通過大規模土地擴張，基本上可以認為中國的城市化是一種行政性的城市化，而不是我們一般認為經濟形式的城市化。比如我現在跟一個印度的學者在做中印城市化研究，我們就是把印度城市化的定義套在中國的數據上，我們這么做，就會發現中國400多個城市如果用印度的定義可能會降低到200多個城市。也就是說在中國如果用印度人口密度衡量中國的城市，差不多有30%-40%的城市達不到印度人口密度的標準。

像這種行政性的城市化，對居民收入到底有什么影響？肯定正負面的影響都會有。首先正面的影響就是農民工的影響。我們做研究發現，這種收入的增加完全是一次性的，一個農民一旦轉成工人，轉變的過程對他的收入有非常大的增加。但是一旦變成工人以后，工資的增加是非常難的。另外一個正面的影響，因為農民工非常有效率，他們的生活成本很低，也就是提高了城市居民實際的收入。因為我們過去要花很多的錢去買一些產品和服務，現在只需要花很少的錢就可以做到了。

1990年代大規模國有企業的破產，也許和農民工現象出現有關系。當然我沒做過研究，僅僅是假設。另外因為我們還沒有完善市場機制，因為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即使我丟了工作，但是因為工業化、城市化，我的土地會升值，我丟失工作的收益如果小于我從土地升值獲得的收益，對我來講也相當于沒有失業。在美國、韓國、臺灣省都有補償的機制。因為我們的土地是政府國有的，因此土地公有制這種補償機制就失靈了。

從理論上來講，如果認為這種城市化對政府、對居民收入正的影響和負的影響都有，我們就應該關心凈影響是正的還是負的。周小川在去年6月份的講話中有一句話還是很正確的，就是沒有明顯證據表明中國城市化帶來居民收入大大的增加。這跟我們做的研究結果非常吻合。這是做統計的研究，我用了不同的城市化的變量，也用了很多不同收入的變量，不管你用什么樣的城市化的變量，不管你用什么樣的收入變量，都看不出來從1996年到2004年大規模的城市化對居民的收入有正面的影響。

我們最近做的農民工調查也有一個非常有意思的現象：在2000年中國城市化步伐加快的時候，恰恰是中國家庭消費和GDP比例下降比較快的這幾年。在我看來，這和農民工的現象可能有一定的關系，也就是說農民工在產出上的貢獻，要遠遠超出城市化和農民工對消費的貢獻。農民工的收入可以界定在農村居民和城市居民之間，但他的消費行為基本上還是農村居民的消費習慣。收入已經有所提高了，通過一次性從農村到城市的轉移有所提高了，但是消費基本上還是停留在過去的年齡段。這里頭也不是特別復雜，第一個原因就是文化和習慣。我們這些人到美國去，不是剛剛到了美國，消費習慣就是美國人的習慣了，我們還是有中國人的習慣，有消費的慣性。

另外一個原因，也可能是有收入替代的作用。我們的研究發現，農民工絕對是農村里最有能力的勞力。農民工收入的水平和純粹務農的農民家庭收入水平之間的距離非常大。這里邊很可能有替代的作用，即我是我們家最能干的，我離開了農村，剩下的這些人產出就減少了，如果認為農民的個人消費不是取決于自己的收入，而是家庭收入，即使個人收入有所提高，可能也不會改變消費的行為。

我們的研究非常清楚表明，我們這種嚴重制度的歧視抑制了農民工的消費，也就是戶籍制度。我們調查中的53%的農民工在2003年以前離開農村，但到了2009年，29%的農民工有改變戶口的期望。隨機性的1500個觀測點，沒有調查到1例農民工到了城市里換到的戶口。而在這1500人里頭只有30%的人有對換戶口的期望，雖然他們很早以前就離開了農村，很早以前就住在這個城市。

這一批農民工的謹慎性、預防性的儲蓄心理是非常強的。他們的儲蓄率是40%，我們又去看統計局對城鎮居民做的調查，比如在廣東城市居民儲蓄率只有20%-25%左右。當我們問到農民工為什么要儲蓄的時候，他們的回答中第一位就是子女的教育，第二位要回鄉建房子，他已經在城市里住了十幾二十幾年，但還是期望要回到農村去。我剛從東莞一個農民工小學回來，這個小學完全是農民工自己辦的，私立的學校，基本上一個農民工在小孩教育的支出相當于整個支出的30%多。30%是什么意思？在美國中上層的家庭，如果把他們的小孩送到私立學校，差不多能占開支的30%左右，如果送到公立學校就一分錢都不用花。

在城市辦學校應該比較便宜，因為人口密度高，從經濟學的角度來講，如果城市化步伐加快，公共產品提供也應該速度更快才對，但是恰恰因為戶籍制度，公共產品的提供卻遠遠落后于城市化的速度。

中國城市化是一次性增加了農民的收入，而且增加的幅度非常大。但問題是沒有連續性增加的預期，這是中山大學2006年的調查，我們設計的問題是，你第一次漲工資是在哪一年，95%的回答是在2005年。雖然樣本里頭60%多的農民工在2003年已經離開了農村，已經到了城市里，也就是說只有5%的農民工在這之前經歷過漲工資。這并不能說明農民工的工資沒有漲，他漲工資的辦法是靠換工作來漲。所以研究數據還是有增長的。我們現在能找到的最早對農民工的調查，是德國的學者1993年在深圳做的調查，我們就把他的調查跟我們的調查做了一個比較，后來我發現，如果1993年到2005年拋棄通貨膨脹，深圳農民工實際工資增長9.5%。非常低。

中國的內需不足是因為收入不足?，F在采取一些措施，比如家電下鄉這都不是根本解決問題的辦法。另外，今年在美國是政治年，今年中美貿易之間的沖突肯定要加劇。所以政策調整在我看來是相當緊迫的，如果你不增加農民工的收入，不增加他們的消費，還像往年一樣依靠外需增加，在我看來這種可能幾乎沒有。增加農民工收入，第一位重要的政策舉措就是取消戶籍制。在我看來，提高農民收入最佳途徑不是通過 《勞動法》限制企業家的自由，而是應該集體談判。在農村金融開放，使農村居民至少有一個選擇，他們也可以去創業，創業是需要金融支持的，也可以到城市去打工。另外結合取消戶籍制，還要大大增加對公共產品的投入。

我們訪問的多所小學雖然每年要接納非常多的農民工子弟，東莞市政府對他們沒有一分錢投入，而農民工在東莞創造了巨大的財富和稅收，但是他們得到的公共回報和他們的貢獻完全是不成比例的。

作者系美國麻省理工大學(MIT)斯隆商學院的終身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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