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網 張茉楠/文 周小川行長的 “典型的池子是外匯儲備”引發了人們的高度熱議。的確，過快積累的外匯儲備對于中國而言，不僅是超大的流動性“蓄水池”，也成為影響中國宏觀經濟運行重大不確定性因素之一。

就外匯儲備而言，一方面其規模不斷累積，已經相當龐大，另一方面我們又要為其尋找合適的出口和安全流向。中國似乎陷入了一個對外金融資產循環的怪圈。

外匯儲備對一國對外支付能力、穩定匯率至關重要，但外匯儲備并非多多益善。近年來中國外匯儲備規模的急劇擴大，已經對經濟發展造成了許多負面影響。

首先，損害經濟增長的潛力。一定規模的外匯儲備流入代表著相應規模的實物資源的流出，這種狀況不利于一國自身經濟的增長。如果中國的外匯儲備超常增長持續下去，經濟增長潛力必將受到影響。

其次，外匯儲備資產存在貨幣錯配和負財富效應。從2000年到2009年，10年間中國人均外匯儲備從130美元上升到1772美元，人均外匯儲備占人均GDP比重從13.7%一路攀升到48.8%，外匯儲備已經構成中國國民財富的重要組成部分。然而，作為不成熟的債權國，中國無法以其自身貨幣進行放貸，大量貿易順差帶來了貨幣的不匹配和儲備資產貶值的風險。

第三，增加貨幣管理難度，削弱宏觀調控效果。在我國現行結售匯體制下，央行負有無限度對外匯資金回購的責任，因此隨著外匯儲備的增長，外匯占款投放量不斷加大。外匯占款的快速增長不僅從總量上制約了宏觀調控的效力，還從結構上削弱了宏觀調控的效果：外匯占款比例不斷提高導致了央行沖銷操作的空間變小，央行會透過提高存款準備金要求、發行央行債券或兩者兼用，去“沖銷”這些額外的結余以遏抑貨幣增長，因此，沖銷的成本相當高昂。

此外，龐大的外匯儲備不但對宏觀經濟運行產生嚴重沖擊，其自身管理也存在重大風險。當前外儲的使用是一個分散的貨幣結構組合：既考慮了中國的對外貿易、外債、直接投資等對外支付的結構，也參考了全球外匯儲備的貨幣結構；既有政府類、機構類、國際組織類投資產品，也有公司類、基金類等資產，包括通貨膨脹保護債券、資產抵押債券等各類品種。在眾多資產中，中國外儲不斷向主權貨幣國家的政府債券傾斜：在全球主權債務危機形勢最嚴峻的情況下，不僅連續4個月增持美國國債，穩居美國第一大債權國位置，5月以后更是加快了購買日本國債的步伐，而近期正逢歐洲國家債務融資高峰期，中國又在積極購買這些國家的債券。債務國家財政堤壩的巨大缺口和龐大的債務正吞噬著本國經濟，也綁架了中國的國民財富。

就目前情況而言，中國金融業尚處于金融淺化階段，在人民幣沒有國際化，在中國尚未建立起真正強大的本土金融市場之前，中國應該適當降低外儲的規模，使其保持在一個合理的范圍之內。

因此，我們現在迫切需要對此做出調整，盡快建立發達的本土金融市場，擴張金融市場的深度和廣度，理順投資與儲蓄不暢的轉化機制，通過增加國民擁有財產性收入實現財富重整，進而實現“藏富于民、藏匯于民”，鞏固債權國的形成基礎，同時提高國民的財富效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