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網 孫樹杰/文 在深圳工廠出現員工十幾連跳之后，富士康決定（部分）搬離深圳；據說有四川、河南、山東、湖南等多個地方領導掛帥爭取富士康落戶當地；這些官員們的心態可以理解，將其看成是大蛋糕的理由無外乎是富士康的落戶能大大增加當地的GDP，似乎還符合所謂產業調整的宏觀政策大方向。我感到困惑的是，既然地方招商時會篩選過濾掉對環境產生重大污染的項目，那么損害了普通人福祉的項目難道不該被拒？那些貌似身處高新技術行業而實際處于產業鏈最底層的勞動密集型企業，背負血汗工廠的惡名，被指責多年盤剝員工公積金等福利、強制性加班等問題尚未解決，營造了一個壓抑冷冰冰沒有溫情的企業文化等不良行為的公司，為什么還值得搶奪？在十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會議把民生放到了和經濟發展同等重要地位的大背景下，難道關乎人的生存和工作尊嚴以及福利的話題仍舊沒有環保重要，沒有GDP增速重要嗎？

現在是該談論企業公民責任的時候了，不具備公民責任的企業不該受到如此禮遇和追捧。企業不能再被看做是只需要追求經濟利益最大化的純粹的經濟動物了；企業也是由人群組成的，它也需要承擔每個公民對社會應該承擔的責任和義務，包括環保，也包括一定的道德水準約束下的行為方式；而社會和民眾也越來越如此要求企業，否則消費者可以選擇抵制企業的產品，公布企業的不良行為。所以當英國石油公司在墨西哥灣的鉆井平臺漏油初期采取掩蓋辯解的防御態度時，遭到了美國民眾和全球輿論的批評；2008年奶制品行業爆發三聚氰胺危機后蒙牛老總牛根生的萬言書引來大量媒體關于其推脫責任的指責，南方某媒體文章更是直言其被部分消費者拋棄的原因：“一個至今都沒有在三聚氰胺事件中接受必要審判的企業家，不會有太多的人繼續相信他的慈善之心和公益之心；一個至今在三聚氰胺事件中都沒有認真懺悔的管理團隊，也不會有太多的人相信他們一定會成為優秀的職業經理人”。而現在蒙牛又被爆出有管理人員采取不道德手段詆毀對手的新聞，消費者對公司的失望必定會持續反映到公司銷售額的下滑上。

不具備公民責任感的企業可以對GDP有貢獻，但未必在對待社會與人方面符合社會公德標準，其單純追求股東個人利益的做法和對員工利益的漠視是對數萬甚至是數十萬雇員精神和人生觀的打擊，高比例的員工跳樓輕生，大量年輕產業工人的狀態頹廢也是其對公德破壞的體現；即便是對員工福祉，也很難說作出了貢獻，如果這類公司只會提供當地最低標準的工資。聽說富士康打算將員工住宿交給當地或者委托第三方管理，但這樣也無法推脫其作為事件源頭的責任。

所以說一個企業貌似遵守了法律，實際是在利用法律，更遑論道德水準。所謂利用法律就是僅僅做到法律要求的，絕對不會做得更多一點：給你工資，是最低的；給你住宿，是最擁擠的；給你工作，是最緊張的。他們對一邊對地方GDP做貢獻，一邊損害地方的名聲，產生大量的社會問題；有人計算過彌補這些人的創傷，解決這些社會問題需要掏出多少錢嗎？

扛起企業的公民責任就是在做最好的公關，也是當代市場營銷的最高層次：為什么北京三元牛奶的銷量比三聚氰胺事件前高了很多？因為三元是當時唯一一個產品沒有被檢出三聚氰胺的知名品牌，所以三元產品可以制定稍高的價格卻還能夠獲得更多消費者擁躉；為什么馬云的阿里巴巴值得尊重？因為馬云把員工和客戶利的益放在了股東的前面，馬云是少有的意識到企業更大的存在價值的中國企業家，他知道企業不能僅僅為少數幾個股東利益服務；為什么陳曉在和大股東黃光裕關于國美控制權之爭中占優？因為陳曉的行為符合國美大多數高管和大多數股東的利益，是大多數人選擇了他作為代表；為什么很多江浙企業的品牌價值不高？因為來自那里的資本只展示出逐利的本性，炒樓、炒礦、地下錢莊中都有他們的身影，直至今天跟當地某些企業主溝通時，他們對制作牛皮紙皮鞋的行為仍舊認可，這些品牌的內涵除了資金別無其他含金量。而現在的危機公關思路完全錯誤，企業總是不斷辯解，只關心如何抹平事件，不關心甚至害怕承擔起責任，結果適得其反，消費者反感并選擇了拋棄他們。營銷也不再是企業玩命向客戶賣出去東西就叫成功，你需要關注客戶在關注的話題才會贏得客戶認同，企業才會被認為是有情感有道德的社會公民；所以敢于大聲宣揚慈善和公益，以裸捐聞名的黃埔再生資源公司和它的董事長陳光標能夠贏得全國公眾和輿論的認同。

在沒有真正有所改善之前，富士康們不該受到如此追捧，因為他們的行為讓郭臺銘得利，讓地方官員臉上有光，而數十萬雇員們卻一定不滿意?，F在爭搶到手的地方領導將來會后悔地意識到這其實是一塊有毒的蛋糕嗎？讓我們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