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貸的巴塞爾變量

經濟觀察網 于春濤/文 歷經世界金融危機的洗禮，中國經濟正呈現出越來越強的信貸驅動特征。驅動經濟，先驅動信貸。調整經濟，亦先調整信貸。踏入2010，中國對信貸的調節，前所未有地雙劍齊發。一方面，上提最低資本充足率要求，對信貸規模進行杠桿調節。 

另一方面，同時提高資本監管的風險技術水平，部署銀行業實施新資本協議（巴塞爾新資本協議或Basel II）。新協議是對現有資本監管體系的升級，其核心理念是以資本抵御風險，信貸等銀行資產按風險大小作為權重量化出所需資本總量。貸款的風險越高，對其征收的資本金也就越高。預計2010年底至2013年，是新協議在中國銀行業上線的高峰期。  

世界金融危機期間，已經運作新資本協議的國家，特別是歐盟諸國，萌芽出一些新問題。結合中國國情，借鑒分析，筆者認為新協議的實施必然會影響中國經濟的一些關聯點。其中，有兩點，尤其應事前警惕、早謀對策： 

（一） 

世界金融危機的爆發促使西方商業銀行加速發展低風險權重業務，向中間業務轉移，向收費業務轉移。商業銀行正由傳統的存款和貸款的中介者，轉向‘金融服務超市’。后危機的2009年，貸款創造商業銀行利潤的占比在西方銀行界正在下降。中國銀行業雖在作類似的嘗試，但受我國金融同業市場建設、中間業務規模、收費客戶狀況等原因的制約，國內銀行在實施新協議后，不太可能出現同比西方轉向銀行貸款占銀行總收入占比降至50%以下的情況。國內的可能情況是，新協議實施后，貸款仍將是銀行的主要利潤來源。但銀行會傾向低風險權重的貸款品種，以求在一定資本總量的前提下，擴大貸款規模。 

中國經濟存在著地區發展的不平衡。新協議的實施會驅使貸款流出相對高風險權重的欠發達地區，流入相對低風險權重的大中城市、高增長地區和高增長行業。由此帶來的后果，是加劇中國經濟的現有不平衡現象。  

（二） 

次貸危機爆發過程中，被譽為信用優良、資本雄厚的國際大投行瞬間分崩離析。國際權威信譽評級機構，如穆迪公司和標準普爾等，他們的評級方法、評級模型和評級體系因此受到空前質疑。已經嚴重到被巴塞爾委員會定義為高級法的AMA計量技術,有聲音指責其只有20%的成熟度。中國尚沒有像穆迪、標準普爾這樣的公認外部評級機構，國內銀行內部開始實行‘五級分類’等貸款評級體系只有區區十年。外部無可借鑒，內部正在完善。新協議的實施會驅使中國銀行業偏好信息透明、披露及時的大中型客戶。 

中國經濟存在小企業貸款難的問題，并一直是近年來力求改善的政策目標。小企業信息不全，面對新資本協議實施，很可能連現有貸款總量比例都會下降。小企業被稱作中國經濟的生力軍，如果新協議實施原文照搬巴塞爾委員會條款，只能加劇我國銀行貸款企業規模不平衡的矛盾，即小企業融資難。  

（三） 

新資本協議倡導以風險管理為核心的監管理念，引入高端風險技術，應用于銀行管理，但其實施本身也有風險。二十年前，新資本協議的前一版本--1988年巴塞爾資本協議在美國等十國集團推行。1989-1993年美國經濟蕭條，為刺激經濟，美國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卻仍發現經濟增長緩慢。雖然通貨膨脹水平下降，失業率卻居高不下。美國經濟學家發現該國主要銀行為在1992年底之前達標第一版資本協議，普遍采取多渠道籌集資本、調整資產結構等措施。影響廣泛的花旗銀行在1992和1993年未支付股本紅利，以求補充資本金。美國銀行界的反映造成信貸壓縮、流動性緊張，同美國政府刺激經濟的意向南轅北轍。   

美國的切膚之痛警示我們，資本監管新規需合拍宏觀經濟?！p劍齊發’實際上是在2010年兩種并行的資本監管規則。一支箭已經射出：中國當前已經提升對大型銀行的資本充足率至11%。在另一支箭射出之前，中國銀行界全行業測算資本增加或減少的程度以及相應的信貸規模變化，作用十分重要。從去年年底國內某主要銀行的測算來看，新協議的實施可能會帶來該行所需信用風險資本的減少。但新協議提出了我國現行《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管理辦法》沒有涵蓋的新風險類別--操作風險的資本要求。另外，根據歐洲的經驗：每家銀行的資本要求會因該行業務結構和采取的風險計量方法不同而有所不同。中國銀行界全行業最終的測算結果仍需仔細斟酌。  

（四） 

近十年的中國經濟，呈現出三波段的周期特點。即每個經濟發展周期依次出現：投資增長和貨幣供給增加，資產價格上漲和實體經濟過熱，通貨膨脹和經濟增速下滑三個波段。上一輪經濟周期結束于危機前的08年底，每個波段的持續時間大約為一年。2009年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管理通貨膨脹預期，定調2010年宏觀經濟政策從“保增長”到“促轉變”。也就是說，如果在新協議集中上線的2010年底或2011年初，再出現類似09年信貸擴張的局面，將違背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精神。  

從宏觀經濟視角結合新資本協議的實施，如果中國銀行界全行業出現計量的信用資本放松、信貸擴張的測算結果，選擇周期的第一波段--即宏觀經濟處于‘投資增長和貨幣供給增加’期，就會避開新協議自身實施的風險。  

筆者認為中國銀行業信貸存在著沖貸過猛、收貸過緊的左右搖擺現象。引入新資本協議約束商業銀行信貸，有利于促進其貸款行為理性化。植根于歐美金融土壤的巴塞爾新資本協議，要在中國取得成功，就必須結合中國國情，作必要的修改，必須合拍中國宏觀經濟。這是中國銀行業新資本協議項目成功的關鍵。  

建議廣大宏觀經濟研究人員，關注巴塞爾新資本協議。這個看似只著眼風險管理的銀行業內新規，密切調節著信貸擴張，將會對中國經濟產生深遠影響。 

作者簡介: 于春濤(Tonny Yu): 獨立風險顧問. 91年開始從事金融工作，歷任普華永道風險管理經理，畢博（原畢馬威咨詢部）資金和風險經理等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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