堅守規則還是相機抉擇？

兩難

相機抉擇是與固定規則（也稱簡單規則）相對應的兩個截然不同的反經濟周期觀點，也是政治經濟學中最古老的爭論之一。爭論焦點是：靈活決策的優勢是否會被自由決策帶來的不確定性和濫用權力的潛在可能性所抵消并超越。前者主張由政府根據經濟的不穩定性和復雜性做出靈活決策，后者則認為，政府才是經濟中最不穩定的因素，因此應當約束財政和貨幣當局的權限。

上世紀80年代，美國國會通過一系列法規來限制指出和稅收減少的預算原則，比如1985年實施的《格拉姆-拉德曼法》以及后來的修正幫助政府降低了赤字，并最終產生了1998年后的預算盈余，即克林頓時期美國經濟的繁榮局面。

在貨幣政策方面，固定規則的倡導者尤其是貨幣主義學派認為貨幣周轉率相對固定不變，主張貨幣供應量應按照一個固定的名義增長率增長（比如每年以4%的增長率增長）。上世紀70年代阿瑟?伯恩斯當選美聯儲主席后宣稱會使用貨幣總量作為中介指標。之后，新任美聯儲主席保羅?沃爾克進行了一場貨幣主義者的試驗，向通脹開戰并最終將美國通脹率降低。

固定規則不僅增強了政策的可信度和透明度，更重要的是一個較低的正通脹率可以提高效率，促進經濟增長。

不過，這種有些僵化的政策最大的缺陷是當經濟遇到嚴重沖擊時，僵化的規定規則會帶來嚴重的失業問題。因此，在那場貨幣主義者的試驗后，貨幣總量控制的政策被央行拋棄，主要是因為貨幣周轉率在經濟動蕩期極其不穩定。

另一個最有利的反對固定規則的例證是，上世紀90年代，格林斯潘運用相機抉擇的貨幣政策造就了美國歷史上最長的一次經濟增長期。

然而具有諷刺意義的是，也正是當時格林斯潘實行貨幣政策被指認是導致次貸危機的重要原因之一，因為低利率政策促進了美國房地產市場泡沫的形成，其泡沫的破滅直接引發了金融市場的動蕩。

設立通脹目標是個折中的辦法，介于規定規則和單純的相機抉擇之間。設定通貨膨脹率目標成為近十年來各國政府和央行的新動向，比如歐洲央行將目標通脹率設在2%左右。目前已經有加拿大、英國、瑞典、芬蘭等工業國家和以色列、捷克、波蘭等新興市場國家的中央銀行宣布并實質性地實施了通貨膨脹目標制。

雖然沒有明確宣布，但也有專家認為，當年格林斯潘實際上按照通脹目標制來實施貨幣政策，比如當CPI處于低位時他把聯邦基準利率也保持在低位。

經濟的潮汐運動

長期經濟增長靠什么呢？剛剛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保羅?克魯格曼認為，生產率不等于一切，但長期內，它卻幾乎意味著一切，一個國家提高其生活水平的能力幾乎完全取決于該國提高人均產出的能力。

大多數宏觀經濟學家都同意，長期內，經濟增長的決定因素在于潛在產出或生產能力的提高。因此，經濟政策必須促進投入的增長，提高效率和技術進步。

不過，沒有人否認經濟周期。

經濟周期也稱商業周期，是指國民總產出、總收入和總就業量的波動，持續時間通常為2-10年。

法國年鑒學派史學家布羅代爾在考察了資本主義歷史后，認為以歐洲為中心的世界經濟的發展，存在著各類時段不一的周期起落，由基欽短至3-4年的周期，到庫茲涅茨約20年左右的周期，到康德拉捷夫約半個世紀的長波，以至布羅代爾自己提出的百年趨勢(自13世紀至20世紀共4次)。這些經濟周期使布氏堅信資本主義世界歷史是“一種有節奏的潮汐運動”。

那么，潮落時一定是痛苦的嗎？

布羅代爾根據經濟史家費爾普斯?布朗和歇拉?霍普金斯的統計數據，指出在被描述為百年持續衰退，甚至是“漆黑一團”的1430年至1510年和1630年至1750年間，物質生產雖然停滯，物價雖然持續下降，但勞動人民的實際工資卻上升，消費和福利不一定比經濟繁榮時段差。

原因是經濟增長的年代，財富來的容易，對少數特權家族來說，更是致富良機，經濟繁榮也可以使普羅大眾“分得一點殘羹剩飯”。但是，當經濟持續增長的效果漸漸顯現時，平民百姓的境況會變得愈來愈壞。人口劇增，就業壓力使得工資增長落后于通貨膨脹，實際生活水平不升反降。

當然，在在經濟衰退期，通常消費者購買支出急劇下降，比如汽車和房產存貨增加，勞動力市場疲軟，失業率上升，企業利潤急劇下滑等。

這也是人類竭力對抗經濟周期的原因，盡管效果往往并不如所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