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幣匯率“低估”無涉金融危機

“金融政策檢討系列之二”

經濟觀察報 向松祚/文 10月7日，華盛頓著名的智庫――彼德森國際經濟研究所資深研究員ArvindSubramanian在英國《金融時報》發表文章，題目是：“中國宏大的救美計劃”。他建議或者說要求中國政府向美國政府借款5000億美元，以幫助實施其龐大救市方案。

作者也為中國利益考慮，他說：中國政府就此向美國政府提條件，如歷次美國政府和IMF拯救其他國家時提出的眾多附加條件一樣。

他認為，中國應提的條件有兩個：一是中國政府應要求將借款資金用于補充美國銀行資本金；二是美國政府應該拿這些錢去救助那些還不起按揭貸款、住房被貸款機構強制收回的貸款人。如答應上述條件，中國政府就應該慷慨地施以援手，借給美國5000億美元。

為什么中國政府應該慷慨 “救美”呢？這位研究員的邏輯如下：第一，中國有責任、有義務“救美”，此次金融危機，中國至少要承擔部分責任，其矛頭直指人民幣匯率政策；第二，中國“救美”就是救自己；第三，“救美”乃是展示大國風范、展示負責任大國形象的最佳時機。

這看似完美而宏大的計劃，也似乎是一個能讓中國把握絕佳機會的計劃，其立論基礎：中國要為全球金融危機負責。而這不得不讓我們做更多的分析。

誰為全球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負責？答案是：美國自己。

美聯儲2002-2003年長期極度寬松和不負責任的貨幣政策，導致全球流動性泛濫成災，直接制造了當前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

不負責任的貨幣政策，一方面刺激美國金融機構大肆放松貸款標準，導致所謂“謊言貸款”、“倒貼貸款”等繁多的次級貸款急劇膨脹，刺激美國以投資銀行為首的所有金融機構發明各種稀奇古怪的“金融創新產品”和衍生金融產品以獲取暴利，刺激政府和企業毫無節制地發行了天文數字般的各種債務。

與此同時，主導世界信用評級行業的穆迪、標普、惠譽以并不負責的手法，將那些本是一堆垃圾的所謂按揭貸款資產組合評級為投資級或AAA級，吸引全球投資者（當然某些投資者是自投羅網或主動上鉤的）大肆購買。如此種種，埋下了炸毀全球金融體系的定時炸彈。

另一方面，美聯儲的流動性擴張政策，讓美元大幅度貶值、大宗商品價格暴漲、全球通貨膨脹加劇，本質上是美國向全世界人民征收了龐大的“通貨膨脹稅”。

當然，背后的根本原因是美國的全球軍事擴張，不得不實行財政赤字（美國政府累積國債已經超過11萬億美元）。

到如今，華爾街和美國政府制造的“金融核武器”或“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投資大師巴菲特語）終于引爆（這不以任何人的意志為轉移）。全球各國無一例外都要承擔巨大損失（投資虧損的直接損失和飽受經濟衰退和蕭條的間接損失）。

而美國不少輿論卻認為中國要為全球金融危機負責。

說人民幣匯率低估制造了全球流動性過剩、制造全球金融危機，這更屬于本末倒置。近幾年，彼德森研究所的一項重要工作就是為美國政府強壓人民幣匯率升值獻計獻策、制造學術輿論。他們曾經發表大量研究報告和論文，構造數學模型，論證人民幣升值多少、美國貿易赤字和經常賬戶赤字就會降低多少、所謂“國際不平衡”就會糾正多少。

如單從學術游戲來說，這些倒無所謂。然而，任何看似高深的理論，若經不起事實的考驗，終究要被證偽。

彼德森研究所的諸多關于人民幣應該和如何升值的說法，已被事實證明并不成立。2005年至今，迫于美國和IMF的政治壓力，人民幣升值幅度超過20%，但美國的貿易赤字和經常賬戶赤字并未下降，美國的財政赤字也未下降。美國政府定義的“國際不平衡”也未減少。

2002年以來，美元相對世界主要貨幣貶值幅度高達30%，它意味著所有持有美元外匯儲備的國家都蒙受了巨大損失。當然，最重要的是，各國所蒙受的巨大損失還要包括美聯儲所制造的全球通貨膨脹。

事實上，自從1971年美國政府廢棄了國際貨幣協議 （布雷頓森林協議）、并在全世界推銷浮動匯率以來，美國給世界制造的通貨膨脹超越了以往一切人類歷史通貨膨脹之總和。以降低美國經常賬戶和消除所謂“國際不平衡”來促使人民幣升值，更多只是它們對自己最有利的一種說辭。

在這一點上，美國和彼德森研究所的確達到了他們的目的（至少是部分實現了）。

人民幣升值給中國經濟金融造成的潛在損失和風險正迅猛地凸顯在我們每個人的面前。人民幣單邊升值預期及其自我實現，導致投機熱錢大量流入中國資產市場，助推了中國股市和房地產市場史無前例的巨大泡沫。而泡沫的破滅，讓中國整個經濟和金融體系正在承受痛苦，不少中小投資者損失慘重；而快速升值讓大量的出口企業關門破產；也讓中國大量的海外資產蒙受巨大損失 （投資海外美元資產的金融機構和外匯儲備，最終要結算為人民幣來計算損益）。

事實上，中國今天所承受的金融危機痛苦與人民幣快速升值不無關系。當然，盡管華爾街危機的爆發部分湮沒了中國相關決策機構的官員以及那些主張人民幣大幅升值的學者的失誤。

無太大疑問的是，在強壓人民幣升值、開始讓中國承受金融危機痛苦的過程中，彼德森研究所作用不可謂不大。當然，我們回頭再看，與其持有同樣看法和主張的無論是中國的政府官員還是中國的學者當不在少數。

最后，必須清楚的，中國是不可能通過拯救美國來挽救自己的。對來自其他國家及其智囊、華爾街投行首席經濟學家的看法和建議，中國需要做的是：傾聽然后選擇最適合自己的，而非簡單完全地移植。

中國不應該諱言“大國責任”，也應該承擔起作為一個發展中的強國責任，但我們更應清晰的是：一個負責任的國家（無論大國小國），首先是對自己人民的福祉負責。

（作者為獨立經濟學家，本文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本專欄歡迎爭鳴，對中國本輪調控中的金融政策提出建設性的分析評論。）

• · 中國無法也不能當救世主 　|　 1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