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7亞洲金融危機的根源在日本(1)

沈聯濤/文

1997年7月2日凌晨四點半，泰國央行發表了一項重要聲明——此前十余年盯住美元的泰銖，開始自由浮動。泰銖對美元當日即貶值15%以上。亞洲金融危機正式開始。

亞洲金融危機至今差不多已有十年。危機發生之時，我是香港金融管理局的副總裁，負責儲備管理及外事工作。身臨其境，我親眼目睹危機一步步發展，并參與了一些危機解決方案的國際討論。這次危機遠遠超出了任何個人或國家的控制范圍，給我上了很重要的一課。

亞洲金融危機是一個交叉影響的事件，在泰國首次發生的危機，不僅蔓延整個東南亞，還波及俄羅斯和巴西。這場危機提醒每個人面對這樣一個事實——我們已經創造了一個沒有邊界的全球經濟，但對經濟和國家的管理，仍局限于各自國家的法律和本土文化的水平。

或許每一代人都得面對他們自身的危機。俄羅斯經濟學家尼古拉康德拉季耶夫(Nikolai Kondratieff)認為，經濟運行存在大約60年的長周期。這些周期總是以一些重要技術革新為標志，如蒸汽機、電力、無線電以及現在的計算機技術的發明等。從二戰以來，世界大體上享受了60年的和平。最近的經濟繁榮，尤其是美國經濟，是近代以來持續時間最長的周期。得益于改革開放政策，中國已保持了超過25年的持續增長。對其他亞洲國家和地區而言，1997年卻是對亞洲經濟奇跡的全面檢驗。

亞洲金融危機給我們帶來了具有深遠意義的思考。經典的經濟學理論基于自由市場哲學，認為制度框架是被給定的并且是有效的。完全信息、零交易成本和完善的市場構成了一個簡單的政策框架——市場自由化和效率提高將給每個人創造出多贏的局面?！叭A盛頓共識”著力于市場的全面開放及自由化，首先是放開重要商品的價格，然后是拆除所有影響市場發揮作用的壁壘。亞洲金融危機引發了盲目的自由化是否正確的爭論。

危機是一個事件，而改革與重組則是一個流程。一旦對制度框架進行適當的分析，我們就會意識到制度變化將是一個長期的過程。要么是改變制度以順應歷史大趨勢，要么是危機將改變整個局面。但是，現有的制度同樣是過去的政策錯誤、個人判斷、歷史、地理、時間和趨勢相互作用的后果。所有的社會都是路徑依賴的。沒有一個國家的改革可以從一張白紙開始。

我們不能改變歷史，但今天我們在相互影響、相互依賴的全球市場環境中作出的決定，可以改變世界并同時改變我們自身。黃仁宇在《萬歷十五年》中寫道，1588年，英國人擊敗了西班牙的無敵艦隊，開始了其在遠東的擴張；中國明代萬歷十五年(1587年)之后的大衰退歷史，便從此不能與英國歷史割裂。相似地，1997年在泰國發生的一切也不能與在其他地方，如東京、俄羅斯的許多事情割裂開來。泰銖貶值時，誰能想象得到一家叫做長期資本管理公司（LTCM）的對沖基金將在一年后崩潰？

1997年5月24日，危機正式爆發前一個多月，在曼谷的一次會議上，當時亞洲各國中央銀行的第一副行長們齊聚一堂，他們討論泰銖究竟遇到了什么問題。此前十天，泰銖又遭受了一次大規模攻擊，這次攻擊在泰國央行、新加坡金管局、香港金管局聯手干預下，以對沖基金遭受3億美元損失告一段落。此時，一些主要的玩家，如摩根大通、花旗、高盛等投資銀行，以及索羅斯基金、老虎基金等，已經進入了人們的視野。

“五月攻擊”已經是1995年1月墨西哥金融危機發生以來，對泰銖的第三次投機攻擊，之前的兩次分別發生在1996年7月和1997年2月。投機者們通過借入日元獲得資金（不高于3%-5%的利息成本），然后存入泰銖獲取17%的隔夜利率，進行“套利外匯交易”（Carry Trade）。

早有識者警覺到亞洲區貨幣危機的危險。我曾于1996年在東京參加會議，當時一位與日本大藏省關系密切的學者在閑談中問我：“如果日元對美元匯率水平變為150∶1，港幣是否會放棄盯住美元的政策？”我當時認為這個問題很重要，但沒有意識到這是如此重要。

1995年4月，日元對美元匯率曾達到80∶1的峰值，而1996年，整個日本經濟確實有一個小的復蘇，日元對美元匯率大約為104－116∶1。日本是亞洲最大的經濟體，而泰國則是最容易遭受日元套利外匯交易攻擊的國家，因為泰國55%的外債是日元，并且日本是泰國最大的外商投資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