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清晰地記得，十年前，我曾經勾勒自己退休以后的生活：在黃浦江邊的一棟大樓里，作為一個金融家俱樂部的會員，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市場，策劃一些項目，現在想來，這種場景似乎是對中國金融市場期望的一個濃縮。

作為金融行業的一分子，我熱愛這個行業，充分了解這個行業對于國家經濟的重要性，經常暢想金融行業今后的發展。我希望，中國的金融市場，在十年后能夠擁有“國際化、開放、競爭”三大主題。

對于金融業和銀行業來講，過去的十年呈現出怎樣的狀態，影響它的因素其實有很多是行業之外、金融之外的事情：經濟情況、社會環境、政治環境、技術環境從整體上塑造出中國金融業目前的狀態。

未來十年肯定有兩個大的進步將要發生，一是中國的社會政治環境會進一步改善，二是技術環境會有超出想象力的變化，而這兩個大的進步將決定金融業今后十年的狀態。

金融業向來和軍事領域一樣，對技術的進步非常敏感，應用前景廣闊，技術升級的資金也很充裕。而技術超出想象的變化會讓金融業也出現超乎想象的變化。

隨著整個社會走向財富社會，有財富的人變成投資者，而投資者會變得更有挑選的動力和能力，這其實會使中國的金融市場結構多樣化。未來十年這個多樣化的方向很明確，而且會進一步加劇。投資市場、財富市場，會更穩健更大；而銀行業靠存款貸款為主導的金融服務模式，肯定會逐漸轉變，其他的股票、債券，PE等各種投資，會進一步發展。在市場規范的前提下，股票、債券和投資市場，會給中國的國民經濟帶來非常大的影響。

金融市場的豐富化，要靠更多的機構投資者予以支撐。所以十年后中國的市場一定會更加開放、更加國際化的。

回顧歷史，匯豐銀行、渣打銀行，還有很多在上個世紀上上個世紀已經消失的、但當時曾經紅極一時的銀行，最早都是在東方創辦起來，而且很多都是在中國辦理起來的。那時候中國的上海比很多地方都紅火。

這樣的情景，在未來十年應該重新恢復和建立。不僅僅是法律制度，我們從思想和心態上都真正開放，擁有寬廣的胸懷，主動讓中國成為一個全球金融的舞臺。

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對開放的理解要超越過去簡單的開放機構準入的門檻，而讓金融業的開放變成一種觀念和管理形式。

具體地說，我希望十年后中資和外資銀行之間能有一個比較相當的業務級別的平衡和較量。未來十年發展當中，外資銀行在中國的市場不一定全國鋪開，但是在一些核心市場譬如上海、北京、廣州、香港、天津，外資銀行跟中資銀行有一個更好的匹配和當量。

假如說二十年以后再建一條北京到上海時速800公里的高鐵，像今天這樣財政部來牽頭、中資銀行提供貸款的模式可能就會發生變化。中外資銀行會組織一個銀團，對項目的效率、投入成本、安全、管理做完善的評估，然后集體去跟這個項目交涉價格。

更重要的是，競爭將給銀行業帶來品牌的文化和意識，建立行業的游戲規則。

另一種希望是，中國的金融從業人員能像華爾街那樣職業化。華爾街的金融家都是代系相傳，個人、家族的奮斗和成長經歷，其實就很能反映一個金融機構的發展歷程。華爾街的銀行里都掛著這些人的照片，我希望中國的金融機構里也能出現這樣的傳承。讓職業銀行家成為大家欣賞敬佩追求的人生終極目標和境界，而不是其他目標的過渡。

我希望銀行家首先要成為一個實業家，中國的銀行需要職業的經理人，有魄力、有魅力的領導力，從而形成的一種文化積淀，能夠跟真正的實業家和企業家同呼吸共命運，通過資金配置的方式成為實業的支持者。

十年前的時候，總思考當時銀行業疲于應付各種危機的狀況，問題的癥結在什么地方呢？當時我個人還很難想得透徹，解決問題的途徑在什么地方，更是非常渺茫。

多年之后覺得，這些問題不是一個具體的問題，而是一種體制和機制的問題，這幾年從體制和機制上一解決以后，這些問題自然就得到了有效的解決。

中國有個比較特殊的現象，在現行的體制制度安排框架下，任何人在大家看來是不合理的行為，實際上都是理性的。這時候人的正常理性行為是不是真正理性，并不取決于個體，而取決于這個制度和環境是不是理性思維和理性行為。

要想使每個人從這個 “非理性的理性”怪圈中跳出，達到一個真正理性思維和行為，大的環境氛圍很重要。

解決這個問題，我們的體制需要更為合理的激勵機制，和一種更為理性的制度安排，怎么在社會轉型過程當中逐步走向平衡的道路，這個是我們未來十年對于體制需要考慮的問題。

李伏安

中國銀監會業務創新監管協作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