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恩當日也在IMF官方網站上發表聲明表示“非常歡迎”中國的這一決定，他認為，人民幣更具彈性將幫助提高中國家庭收入，并刺激投資轉向服務于中國消費者的領域。

摩根斯坦利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在5月19日發表的一篇主題為歐元和歐元區經濟走弱對中國經濟的影響的報告中表示：盡管最近歐元的走弱，人民幣的重新估值仍然是一種政策選擇，預期在5 月24日中美戰略對話開始之前，人民幣不會立即升值，但摩根斯坦利仍然堅持6、7 月份是最有可能發生這一事件的“機會窗口”。

摩根斯坦利認為，6 月26-27日在多倫多的G20 峰會之前出臺相關政策的可能性較大。從戰術的角度來看，該機構認為在目前市場對人民幣重新估值預期較低的情況下出臺更為合適。

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給全球和中國經濟帶來了較大的困難和不確定性，中國適當收窄了人民幣波動幅度以應對國際金融危機，事實上也使得中國經濟較快的實現穩定和復蘇。

人民幣面臨升值壓力

很顯然，央行也考慮到了匯改重啟帶來的匯率風險，希望依然保持人民幣匯率的基本穩定，使得匯改可能帶來的負面沖擊最小化。

因為人民幣匯率大幅波動，對我國經濟金融穩定會造成較大的沖擊，不符合我國的根本利益，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是進一步推進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

基于前述提到的2009年我國經常項目順差與國內生產總值之比已經顯著下降，央行認為當前人民幣匯率不存在大幅波動和變化的基礎。此外，央行認為我國國際收支向均衡狀態進一步趨近，勞動力、資源、土地等生產要素價格的上升也影響了我國出口產品的成本，當前人民幣匯率與均衡水平相比并無太大偏差，不存在大幅波動和變化的基礎。

盡管如此，央行依然強調要采取措施確保匯率波動幅度可控，防止市場力量引起人民幣匯率超調的可能性；要堅持使人民幣匯率的有序浮動有助于我國的國際收支平衡，但不是針對與特定國家的雙邊貿易失衡問題；人民幣匯率管理和調節中要注意采取漸進方式，為企業結構調整留出相應的時間，使企業逐步消化人民幣匯率浮動的影響，促進產業有序轉移和升級，保持我企業在國際市場上的總體競爭力，引導就業更多向服務業轉移。最后央行強調要加強對短期投機資本的監測和管理，防范熱錢大規模流動給國內金融體系造成大的沖擊。

央行還重點分析了匯率變動對企業以及就業的影響，在主要貨幣實行浮動匯率制的當代國際貨幣體系下，出口企業必然要面對本幣與其他各種貨幣之間匯率的變動。

央行相信，我國經濟的市場化程度已達到較高水平，較多的企業已具備積極調整和應對市場變化的靈活性和能力。央行新聞發言人舉例表示，從我國2005年匯改到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惡化前的實際情況看，出口年均增長達23.4%，包括紡織、輕工在內的匯率敏感行業仍保持增長，并未出現顯著虧損和關停。

央行再次強調匯率浮動帶來的益處，如為推動產業升級和提高對外開放水平提供了動力和壓力、將引導和幫助企業加強結構調整過、有利于增加就業尤其是服務業的就業、銀行不猛也將有動力進一步邪乎企業管理匯率風險、促使出口從簡單加工轉向深加工和精加工、有利于優化資源在貿易品部門與非貿易品部門間的配置，這些在央行看來有利于增加將就業。

但王慶認為從短期市場供求關系看，人民幣匯率恢復彈性后，仍將面臨升值壓力。不過，他也強調人民幣升值有助于緩解因重要國際商品價格上漲而導致的“輸入型”通脹壓力。從國際經濟貿易關系看，人民幣“硬盯住”美元的匯率制度已成為中國“重商主義傾向”的外貿政策象征。很多國家以人民幣匯率被低估為理由，對中國的出口產品設立各種貿易壁壘。

“一個開放、自由的國際貿易體系對中國長期經濟發展具有戰略意義。其重要性遠高于靠貨幣價值的低估來提高競爭力以增加幾個百分點的市場份額。如果當前的匯率安排使這一體系受到威脅，中國有必要就此展現其靈活性和務實性?！蓖鯌c表示。

和央行觀點一樣，王慶也認為從當前“調結構”的政策取向看，恢復人民幣匯率彈性有助于實現人民幣匯率真實有效升值，從而使貿易部門和非貿易部門的相對價格更加合理，這有助于中國經濟的再平衡，使之不再過度依賴外需作為增長動力，實現向內需和非貿易部門驅動型增長模式的轉變。另一方面，從更有效的宏觀經濟管理看，恢復人民幣匯率彈性，是實現貨幣政策相對獨立且有效的前提。

他認為要實現尊重市場機制和“調結構”政策取向的有機結合，正確的價格信號至關重要。同時，這樣做也有助于減少外匯儲備資產的積累，從而降低由于主要儲備貨幣貶值而產生的國民財富的損失。

在20日的答記者問中，央行還同時表示，希望與其他政策配合來實現機構調整和優化，此次進一步推進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不會增加銀行辦理外匯兌換業務的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