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來兩年G3將拖累中國經濟
筆者通過計量方法分析中國與G3經濟的相關度，判斷中國經濟周期是否與以美國為首的G3的經濟周期走向一致，推斷中國將可能承受的沖擊。同時，亦考察政治經濟周期對中國抵御美國經濟衰退的影響。
中國經濟難獨善其身
因過去數年的中國及其他新興市場強勁增長，有學者認為新興市場已與美國等成熟經濟體系分道揚鑣。但近期全球各地經濟表現皆有放緩跡象，從而顯示各地經濟并未能分道揚鑣。
由于對外貿易一直是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來源，當中尤以出口至G3為主，三大經濟體系共占中國內地出口總值的一半左右。若三大經濟體系同時出現衰退，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出口將首當其沖。因此，外圍經濟轉弱勢必影響中國經濟表現，但中國受G3的影響程度可用計量法考察二者間經濟周期的相關度。
雖然上世紀90年代的中國處于高速增長期，與G3的經濟增長呈負相關，但總的來說，中國經濟與G3經濟的相關度不容忽視（表1）。尤其自2000年以來，中美與中日的經濟增長均是正相關，其中與日本經濟增長的相關度達到0.42，表示兩地經濟增長步伐的趨同程度甚高。而中國與歐元區的經濟增長則呈負相關，是由于歐元區自成立以來經濟表現未如理想，而中國則正值經濟急速增長之際，2000年后兩地經濟走向遂顯不一。
不過，美、歐、日三大經濟體系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若將三地合計，其經濟增長與中國經濟增長的相關度達0.23，顯示中國經濟增長的起落與G3的經濟表現日漸趨同。
經濟周期日益趨同
若利用BP過濾法（Band-Pass filter，此方法旨在消除低頻趨勢變動，并抹平高頻不規則變動，只保留經濟周期的起伏）調整經濟增長數據的不規則變動后，更可見中國經濟周期與G3經濟周期相關度甚高（表2）。當中，中美間的經濟周期一直呈正相關，尤其在上世紀80年代及2000年后，中美間經濟周期的相關度將近0.5，可見中國與美國經濟周期大體一致。
若將美、歐、日三大經濟體系合計，中國經濟周期與G3經濟周期亦高度相關，而上世紀80年代尤高。雖然于上世紀90年代一度出現負相關，即中國經濟周期與G3經濟周期稍見背馳，但2000年起，中國經濟周期與G3經濟周期的相關系數再次恢復正數，達0.34。
該結果表明，中國經濟周期與G3經濟周期幾乎同步升降，當中國與美、日經濟周期相關度接近0.5時，顯示中與美、日的經濟周期日趨接近。
歐元區和日本均于今年第二季收縮，而美國則由于上半年推出退稅等財政措施刺激經濟，避免了今年頭兩季延續去年第四季的經濟負增長。不過展望未來兩季，三大經濟體系仍面臨可能放緩的趨勢。尤其當美國未能處理因樓價下跌，信貸、流動性再現危機，銀行面臨倒閉潮，美國消費勢必迅速萎縮。連鎖效應下，全球經濟放緩，外貿需求下跌，中國既未能獨善其身，放緩在所難免。
既然中國經濟周期與G3經濟周期趨向一致，則當G3出現下滑風險，對中國經濟的沖擊又有多大？利用向量自回歸模型計算，假設美、歐、日三地一同下滑，G3國內生產總值合計每減少一個百分點，中國經濟將于未來一季減少0.4個百分點。不過，若三大經濟體系只面臨短暫下滑，一季后即恢復正常增速，則對中 國經濟的影響將于1年后消除。然而，若G3經濟持續向下，中國經濟所受的影響則會如上述幅度，持續減慢。
未來兩年處周期低潮
事實上，即使沒有外圍經濟因素，就政治經濟周期而言，中國經濟本身很可能在未來兩年繼續放緩。
根據美國學者諾考斯(Nordhaus)的定義，政治經濟周期指因特定政治因素，如選舉或政府換屆形成的經濟起伏周期。中國每5年一次的高層換屆，也與經濟起伏的周期相關。由于地方經濟表現是地方官員升遷的重要參考指標，于是地方官員參與經濟建設積極性極為膨脹。地方官員會用各種手段增加政府開支，或用其他政策刺激經濟增長，其行為也形成了中國特有的政治經濟周期。根據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的數據，平均而言，經濟增長會于高層換屆當年及之后1年處于周期頂峰，而后輾轉回落，直至下屆高層換屆（圖1）。
在財政支出方面，則以高層換屆當年最低，而在其后兩年最高（圖2）。因此，今年奧運年，適值政府換屆，加上財政支出應處于周期的高位，經濟增長理應更上層樓。
然而，由于外圍環境轉壞，中國經濟增長已由去年的11.9%，放緩至今年上半年的10.4%，預計全年可能在10%以下。若沒有政治經濟周期效應，恐怕中國經濟今年的表現會更差。但觀察過往周期效應，加上全球經濟將于未來兩三年急劇放緩，中國經濟亦會快速放緩。未來兩年G3將拖累中國經濟
23
2008-9-29
投資者報(記者)隨著美國等地的金融危機加劇，美國、歐元區和日本三大經濟體系（G3）的經濟明顯放緩，中國經濟會否跟隨G3一起步入衰退邊緣成為重要課題。
筆者通過計量方法分析中國與G3經濟的相關度，判斷中國經濟周期是否與以美國為首的G3的經濟周期走向一致，推斷中國將可能承受的沖擊。同時，亦考察政治經濟周期對中國抵御美國經濟衰退的影響。
中國經濟難獨善其身
因過去數年的中國及其他新興市場強勁增長，有學者認為新興市場已與美國等成熟經濟體系分道揚鑣。但近期全球各地經濟表現皆有放緩跡象，從而顯示各地經濟并未能分道揚鑣。
由于對外貿易一直是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來源，當中尤以出口至G3為主，三大經濟體系共占中國內地出口總值的一半左右。若三大經濟體系同時出現衰退，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出口將首當其沖。因此，外圍經濟轉弱勢必影響中國經濟表現，但中國受G3的影響程度可用計量法考察二者間經濟周期的相關度。
雖然上世紀90年代的中國處于高速增長期，與G3的經濟增長呈負相關，但總的來說，中國經濟與G3經濟的相關度不容忽視（表1）。尤其自2000年以來，中美與中日的經濟增長均是正相關，其中與日本經濟增長的相關度達到0.42，表示兩地經濟增長步伐的趨同程度甚高。而中國與歐元區的經濟增長則呈負相關，是由于歐元區自成立以來經濟表現未如理想，而中國則正值經濟急速增長之際，2000年后兩地經濟走向遂顯不一。
不過，美、歐、日三大經濟體系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若將三地合計，其經濟增長與中國經濟增長的相關度達0.23，顯示中國經濟增長的起落與G3的經濟表現日漸趨同。
經濟周期日益趨同
若利用BP過濾法（Band-Pass filter，此方法旨在消除低頻趨勢變動，并抹平高頻不規則變動，只保留經濟周期的起伏）調整經濟增長數據的不規則變動后，更可見中國經濟周期與G3經濟周期相關度甚高（表2）。當中，中美間的經濟周期一直呈正相關，尤其在上世紀80年代及2000年后，中美間經濟周期的相關度將近0.5，可見中國與美國經濟周期大體一致。
若將美、歐、日三大經濟體系合計，中國經濟周期與G3經濟周期亦高度相關，而上世紀80年代尤高。雖然于上世紀90年代一度出現負相關，即中國經濟周期與G3經濟周期稍見背馳，但2000年起，中國經濟周期與G3經濟周期的相關系數再次恢復正數，達0.34。
該結果表明，中國經濟周期與G3經濟周期幾乎同步升降，當中國與美、日經濟周期相關度接近0.5時，顯示中與美、日的經濟周期日趨接近。
歐元區和日本均于今年第二季收縮，而美國則由于上半年推出退稅等財政措施刺激經濟，避免了今年頭兩季延續去年第四季的經濟負增長。不過展望未來兩季，三大經濟體系仍面臨可能放緩的趨勢。尤其當美國未能處理因樓價下跌，信貸、流動性再現危機，銀行面臨倒閉潮，美國消費勢必迅速萎縮。連鎖效應下，全球經濟放緩，外貿需求下跌，中國既未能獨善其身，放緩在所難免。
既然中國經濟周期與G3經濟周期趨向一致，則當G3出現下滑風險，對中國經濟的沖擊又有多大？利用向量自回歸模型計算，假設美、歐、日三地一同下滑，G3國內生產總值合計每減少一個百分點，中國經濟將于未來一季減少0.4個百分點。不過，若三大經濟體系只面臨短暫下滑，一季后即恢復正常增速，則對中 國經濟的影響將于1年后消除。然而，若G3經濟持續向下，中國經濟所受的影響則會如上述幅度，持續減慢。
未來兩年處周期低潮
事實上，即使沒有外圍經濟因素，就政治經濟周期而言，中國經濟本身很可能在未來兩年繼續放緩。
根據美國學者諾考斯(Nordhaus)的定義，政治經濟周期指因特定政治因素，如選舉或政府換屆形成的經濟起伏周期。中國每5年一次的高層換屆，也與經濟起伏的周期相關。由于地方經濟表現是地方官員升遷的重要參考指標，于是地方官員參與經濟建設積極性極為膨脹。地方官員會用各種手段增加政府開支，或用其他政策刺激經濟增長，其行為也形成了中國特有的政治經濟周期。根據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的數據，平均而言，經濟增長會于高層換屆當年及之后1年處于周期頂峰，而后輾轉回落，直至下屆高層換屆（圖1）。
在財政支出方面，則以高層換屆當年最低，而在其后兩年最高（圖2）。因此，今年奧運年，適值政府換屆，加上財政支出應處于周期的高位，經濟增長理應更上層樓。
然而，由于外圍環境轉壞，中國經濟增長已由去年的11.9%，放緩至今年上半年的10.4%，預計全年可能在10%以下。若沒有政治經濟周期效應，恐怕中國經濟今年的表現會更差。但觀察過往周期效應，加上全球經濟將于未來兩三年急劇放緩，中國經濟亦會快速放緩。未來兩年G3將拖累中國經濟
23
2008-9-29
投資者報(記者)隨著美國等地的金融危機加劇，美國、歐元區和日本三大經濟體系（G3）的經濟明顯放緩，中國經濟會否跟隨G3一起步入衰退邊緣成為重要課題。
筆者通過計量方法分析中國與G3經濟的相關度，判斷中國經濟周期是否與以美國為首的G3的經濟周期走向一致，推斷中國將可能承受的沖擊。同時，亦考察政治經濟周期對中國抵御美國經濟衰退的影響。
中國經濟難獨善其身
因過去數年的中國及其他新興市場強勁增長，有學者認為新興市場已與美國等成熟經濟體系分道揚鑣。但近期全球各地經濟表現皆有放緩跡象，從而顯示各地經濟并未能分道揚鑣。
由于對外貿易一直是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來源，當中尤以出口至G3為主，三大經濟體系共占中國內地出口總值的一半左右。若三大經濟體系同時出現衰退，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出口將首當其沖。因此，外圍經濟轉弱勢必影響中國經濟表現，但中國受G3的影響程度可用計量法考察二者間經濟周期的相關度。
雖然上世紀90年代的中國處于高速增長期，與G3的經濟增長呈負相關，但總的來說，中國經濟與G3經濟的相關度不容忽視（表1）。尤其自2000年以來，中美與中日的經濟增長均是正相關，其中與日本經濟增長的相關度達到0.42，表示兩地經濟增長步伐的趨同程度甚高。而中國與歐元區的經濟增長則呈負相關，是由于歐元區自成立以來經濟表現未如理想，而中國則正值經濟急速增長之際，2000年后兩地經濟走向遂顯不一。
不過，美、歐、日三大經濟體系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若將三地合計，其經濟增長與中國經濟增長的相關度達0.23，顯示中國經濟增長的起落與G3的經濟表現日漸趨同。
經濟周期日益趨同
若利用BP過濾法（Band-Pass filter，此方法旨在消除低頻趨勢變動，并抹平高頻不規則變動，只保留經濟周期的起伏）調整經濟增長數據的不規則變動后，更可見中國經濟周期與G3經濟周期相關度甚高（表2）。當中，中美間的經濟周期一直呈正相關，尤其在上世紀80年代及2000年后，中美間經濟周期的相關度將近0.5，可見中國與美國經濟周期大體一致。
若將美、歐、日三大經濟體系合計，中國經濟周期與G3經濟周期亦高度相關，而上世紀80年代尤高。雖然于上世紀90年代一度出現負相關，即中國經濟周期與G3經濟周期稍見背馳，但2000年起，中國經濟周期與G3經濟周期的相關系數再次恢復正數，達0.34。
該結果表明，中國經濟周期與G3經濟周期幾乎同步升降，當中國與美、日經濟周期相關度接近0.5時，顯示中與美、日的經濟周期日趨接近。
歐元區和日本均于今年第二季收縮，而美國則由于上半年推出退稅等財政措施刺激經濟，避免了今年頭兩季延續去年第四季的經濟負增長。不過展望未來兩季，三大經濟體系仍面臨可能放緩的趨勢。尤其當美國未能處理因樓價下跌，信貸、流動性再現危機，銀行面臨倒閉潮，美國消費勢必迅速萎縮。連鎖效應下，全球經濟放緩，外貿需求下跌，中國既未能獨善其身，放緩在所難免。
既然中國經濟周期與G3經濟周期趨向一致，則當G3出現下滑風險，對中國經濟的沖擊又有多大？利用向量自回歸模型計算，假設美、歐、日三地一同下滑，G3國內生產總值合計每減少一個百分點，中國經濟將于未來一季減少0.4個百分點。不過，若三大經濟體系只面臨短暫下滑，一季后即恢復正常增速，則對中 國經濟的影響將于1年后消除。然而，若G3經濟持續向下，中國經濟所受的影響則會如上述幅度，持續減慢。
未來兩年處周期低潮
事實上，即使沒有外圍經濟因素，就政治經濟周期而言，中國經濟本身很可能在未來兩年繼續放緩。
根據美國學者諾考斯(Nordhaus)的定義，政治經濟周期指因特定政治因素，如選舉或政府換屆形成的經濟起伏周期。中國每5年一次的高層換屆，也與經濟起伏的周期相關。由于地方經濟表現是地方官員升遷的重要參考指標，于是地方官員參與經濟建設積極性極為膨脹。地方官員會用各種手段增加政府開支，或用其他政策刺激經濟增長，其行為也形成了中國特有的政治經濟周期。根據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的數據，平均而言，經濟增長會于高層換屆當年及之后1年處于周期頂峰，而后輾轉回落，直至下屆高層換屆（圖1）。
在財政支出方面，則以高層換屆當年最低，而在其后兩年最高（圖2）。因此，今年奧運年，適值政府換屆，加上財政支出應處于周期的高位，經濟增長理應更上層樓。
然而，由于外圍環境轉壞，中國經濟增長已由去年的11.9%，放緩至今年上半年的10.4%，預計全年可能在10%以下。若沒有政治經濟周期效應，恐怕中國經濟今年的表現會更差。但觀察過往周期效應，加上全球經濟將于未來兩三年急劇放緩，中國經濟亦會快速放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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