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調整要真正激發市場活力
中國正處于向市場經濟轉型的重要階段，面對國內外各種不確定因素影響，政策選擇需要考慮的因素很多，相關利益博弈也特別復雜，這是中國發展艱難曲折之所在。特別是碰到今年這種天災不斷、經濟問題并發的困難局面，有關政策調整很容易為了短期效果而走回頭路。我們需要再次明確：市場，而不是政府，才是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的動力之源。
由此我們要審慎解讀下半年的宏觀調控思路：“緊貨幣、穩匯率、調價格、松財政、補窮人”，其指向不應當強化政府對市場經濟的過多干預或參與，而是要給公眾以更多支撐，給企業以更多自由，讓市場機制煥發更大創造活力，走出政策“一管就死、一放就亂”的怪圈。
如何“緊貨幣、穩匯率、調價格”，不是宏觀調控部門單向判斷，而應尊重現實需求，靈活應變。面對 35.7%的外匯儲備增長和 7.9%的CPI 上漲，名義上從緊貨幣政策暫難放棄，但緊貨幣不等于繼續簡單收緊流動性，而是要控制貨幣總量和固定資產投資擴張。同時，要區分貸款的名義增長和實際增長，考慮物價指數不斷上漲的情況，通過不對稱加息等靈活方式，適當放松信貸規模，確保實際貸款，盡量滿足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的流動性資金需求。
同樣，穩匯率也不是要放棄有管理的人民幣浮動匯率機制，而是要增強政策透明度，降低過高升值預期，并加強金融監控，遏制投機性資金異常流入和流出。調價格，更不是為了控制短期通脹而把價格管死，而是要在調價過程中給予適當稅收支持和財政補貼，確保企業正常發展和居民生活水平。還要著重改革價格形成機制，鼓勵市場競爭，減少不合理需求，放松不必要的臨時價格干預，更多通過無形之手讓價格理性回歸。
如何“松財政、補窮人”，更是關系重大，容不得斷章取義。 1997 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后，中國實行積極財政政策，通過投資性財政支出和政府消費，帶動整個社會的投資、生產和消費。但現在需要的松財政，恰恰不能是放任投資性財政支出再度膨脹，進而加大固定資產投資的泡沫和煤電油運等經濟瓶頸，而是要首先補窮人，即在財政支出的結構上，減少行政開支，控制投資支出，加大投入社會保障并補貼低收入群體，以解除公眾主要的后顧之憂。
各方已經注意到，在應對此輪高通脹和低增長過程中，作為中國經濟主體和微觀單元的各類型企業，缺乏強大競爭力和足夠靈活性，上半年盈利增長同比回落 21.2 個百分點，事實上既無法與歐美大企業相抗衡，也難以和西方中小企業拼創新。中國還面臨嚴重的土地資源剛性約束和人口紅利消失，因此更需要給企業創造寬松環境，促進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
由此我們還期待“減稅負”，進一步激發市場活力。中央領導 7 月初分頭調研時發現，在人民幣升值，能源、原材料和勞動力成本上升等壓力下，沿海數以萬計企業，特別是出口加工型企業虧損、倒閉，上千萬產業工人的結構性失業或轉崗，出口退稅的幅度和范圍需要盡快擴大。上百萬內向型中小企業，也需要減免過重稅負，提高競爭力。此外，在 CPI 持續居高不下的情況下，目前2000 元的個稅起征點也應大幅提高，以增加居民實際收入，引導內需、擴大消費。
我們始終認為，主動調整稅收政策，是解決當前和今后中國經濟難題的重要突破口，也是檢驗政府是否愿意放權地方、讓利公眾、激活市場的關鍵所在。上半年宏觀數據表明，中國經濟下滑壓力明顯增大，但財政收入仍然表現強勁。這就是說政府在減稅負、保增長方面有足夠實力和回旋余地，這也應當是推進既定稅制改革、增強市場活力的重要時機。
作為世界第三大經濟體，中國經濟硬著陸殺傷力巨大，相關政策調整就要努力推動來自市場層面的真實、可持續增長。為此在從緊貨幣政策暫難改變的情況下，我們期待相應的財政、匯率、貿易和產業政策相互配合，共同激發中國的市場活力和增長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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