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翔

一個異鄉人

1922年夏天，一位短頭發的濃眉青年從北京前門車站走出。他剛剛從長途汽車上下來，手里仍然提著一卷行李，行李中有一本《圣經》，還有一卷《史記》。

他有些不知所措，此前他從未到過北京，甚至連北方通行的官話也說不準。他一開口，就會講出帶有濃重的湘西口音的官話，里面洋溢著湘西特有的水氣、水氣帶來的靈性和同少數民族與士兵相處久之后所有的彪悍之氣。這種口音將會伴隨著他一生。一直到他很老，仍然有人抱怨聽不明白他夾雜著湘西口音的普通話。

他滿臉倦容，本來清秀的臉因為長途跋涉而困頓。他已經在路上奔波了整整19天。出發地是湖南，除了隨身攜帶的行李、一本《圣經》的早期譯本、一本中國的偉大史學著作《史記》之外，身上攜帶的只有27塊錢和一肚子的勇氣。這種勇氣的產生還是出于對大學和大城市的無知——他認為自己能夠輕易地在北京找到一所大學，進去讀書，學到一些自己所不知道的事情?？紤]到他本人的學歷水平——小學都沒有能夠畢業，也只有勇氣和無知共同對一個年輕人發生的迷幻作用，才能夠促使一位湖南軍隊的下級軍官放棄軍中職務，放下一切，來到一個陌生的充滿未知機遇，以及與機遇同等風險的城市。他要先從湖南到漢口，再從漢口到鄭州，然后從鄭州轉到徐州，再從徐州轉到天津，然后再從天津到北京前門車站，來到這個陌生而未知的城市。

他有些迷惑了，于是呆呆站在車站前面的廣場中。這時候一位在旁邊站立已久的車夫走上來跟他搭訕。車夫身材高大，拉的是排車，可以裝運貨物，他應當是在這車站等著為旅客搬運行李。這車夫看到這個年輕人一臉茫然的呆立著，立刻猜出這必定又是一位剛到北京來，希望在這片陌生的世界中覓出一條與家鄉生活完全兩樣的道路的年輕人。他必定來自鄉下，必定興奮而迷惘。車夫用各地通行的拉客方式對這個年輕人說話，竟然不費力氣就說服了他，讓他乘坐自己本用來拉貨的車。

“（車夫）告給我可以坐他的排車到我所要到的地方去。我相信了他的建議，把自己那點簡單行李，同一個瘦小的身體，擱到那排車上去?！笔曛?，這位年輕人在回憶錄中寫道。

排車在北京西河沿邊的一家小客店旁停下。既然舉目無親，那只能在這里住宿了。青年跳下車，急切地呼吸了幾下城市的空氣，內心定然有些惶恐，畢竟他涉足了一個完全超出他過去生活經驗的領地。怎能確定這旅店的價格是否公道？又怎么知道下一步該從何著手？但是，卻也無別的辦法。像所有初到一個城市的旅人一樣，也只能如此，暫且住下，再慢慢來了解這城市。

在旅店的住宿登記薄上，他寫道：“沈從文，年二十歲，學生，湖南鳳凰縣人?！?P>沈從文就這樣來到了北京。之后發生的故事是，他住在前門外湘西人為到北京來的老鄉開辦的酉西會館中——會館原本是為同鄉進京趕考的舉子們提供住宿的地方，到沈從文住下時，那里住的一半是湘西在京的低級公務員。他去考燕京大學二年制國文班學生，結果一問三不知，得了零分，連兩元錢的報名費也退還給了這位前來考試滿腹理想主義的學生。他倒是曾經考上了另一個名叫中法大學的學校，可是卻交不起學費。

他憑借五四運動和文學革命培養起的一點理想也被人嘲弄。黃境銘是沈從文的一名老鄉，一個大學畢業生，卻失業在北京。他問這個曾經的軍官——沈從文，為何要辭掉軍中職務，來到這個陌生的城市，沈從文對黃境銘說：“我來北京尋找理想，想讀點書?！秉S境銘的回答是：“嗐，讀書，你有什么理想，怎樣讀書？你不知道，北京城目下就有1萬大學生，畢業后無事可做，只能愁眉苦臉，不知何以為計。大學教授薪水十折一，只36塊錢一月，還是打躬作揖聯合罷教，軟硬并用掙來的。大小書呆子不是讀死書就是讀書死，哪有你在鄉下做老總有出息！”

還有一個來自我們可能熟悉的人的嘲弄。郁達夫在寫給沈從文的信中，他對這個青年極盡諷刺之能，“現在為你計，最上的上策，是去找一點事情干干。然而土匪你是當不了的，洋車你也拉不了的，報館的校對，圖書館的拿書者，家庭教師，男看護，門房，旅館火車菜館的伙計，因為沒有人可以介紹，你也是當不了的——我當然是沒有能力替你介紹——所以最上的上策，于你是不成功的了。其次你就去革命罷，去制造炸彈去罷！但是革命不是同割枯草一樣，用了你那裁紙的小刀，就可以革得成的呢？炸彈是不是可以用了你頭發上的灰垢和半年不換的襪底里的污泥來調合的呢？這些事情，你去問上帝去罷！我也不知道?！薄盎蛘呤菂⒓榆婇y的軍隊，混個軍餉；或者去做賊，做賊，偷到了也就偷到了，偷不到，被抓到，第一你坐坐監牢，房錢總可以不付了。第二監獄里的飯，雖然沒有今天中午我請你的那家館子那么好，但是飯錢可以不付的。第三或者什么什么的司令，以軍法從事，把你梟首示眾的時候，那么你的無勇氣的自殺，總算是他來代你執行了，也是你一件快心的事情，因為這樣的活在世上，實在是沒有什么意思?！?P>好在情況并沒有這么糟糕。1925年5月，林宰平教授因為讀到并且激賞沈從文發表在《北京晨報》上的作品，而在《晨報副刊》上發表了一篇文章《大學與學生》，稱贊沈從文頗有天分，“天才青年……曲折深刻的傳寫出來……實在能夠感動人”。隨后，林宰平多次請牢騷滿腹的沈從文到自己家里來，給他許多的指點和幫助。其中最重要的一點幫助是林宰平把沈從文的困境對梁啟超講了。梁啟超把沈從文引薦給了自己的朋友，也就是沈從文闊綽的湘西同鄉熊希齡，而當時熊希齡所辦的香山慈幼園又正巧缺少一個圖書館管理員。于是，沈從文就借著素不相識的梁啟超的面子，到香山去了。

沈從文的作家生涯正是從此開始。他在香山得到了一份工作，開始在孫伏園編輯的《北京晨報》副刊、與徐志摩關系密切的《新月月刊》、葉紹鈞負責的《小說月報》、胡愈之和金仲華編輯的《東方雜志》上發表作品，他結識了丁玲和胡也頻。一年之后他在 《現代評論》得到一份工作，搬到了西城的一個簡陋公寓，他將自己的住處命名為“窄而霉齋”。

城市中的失敗者

他是我們今天習慣稱之為怪客和失敗者的那種人?！拔夷菚r的性情是要談話時就一整夜的談話，想玩時就放下一切去玩，想跑到什么地方去，不管路道遠近，要去即刻跑去，聽人說某種書好，無法把書買來時，就從西城跑到東城，傍著書攤，裝作買書樣子，同那賣書人弄熟，坐在小凳子上看那本書，把書看完時再回公寓。生活不管如何毫無希望，不管如何困難，利用了北京公寓記賬的習慣方便，我們卻仍然那么硬朗結實拖延下去?！?P>一直到34歲，他已經是一個小有名氣的作家，卻仍然滿腹怨氣，認為自己遭遇了某種不公正，或者被這個世界排擠。在他那年出版的一本作品集的序言里，他寫道：“先生，關于寫作我還想另外說幾句話。我和你雖然共同住在一個都市里，有時居然還有機會在同一節火車上旅行，一張桌子上吃飯，可是我真話，你我原是兩路人。提到這一點你不用誤會，不必難受，我并沒有看輕你的意思。你不妨想象為人比我高超一等，好書讀得比較多，人生知識比較豐富，道德品行比較齊全，——總而言之一切請便。只是我們應當分開?！彼毖圆恢M地對他所認為的那些城里人——也可能是買他小說的讀者說：“我存心要放棄你們?！?P>北京有沒有后悔自己曾經庇護過這個滿腹牢騷的異鄉人？沈從文曾經離開北京，和丁玲、胡也頻一起到上海辦文學雜志。在他不如意時，徐志摩寫信給沈從文，勸他回北京：“北京不是使人餓死的地方，你若在上海已感到厭倦，盡管來北京好了。北京各處機關各個位置上雖仿佛已填滿了人，地面也好像全是人，但你一來，就會有一個空處讓你站。你那么一個人一天吃得幾兩米？難道誰還擔心你一來北京米就漲價？”

我們可以想象，當時的北京，正像今日的北京一樣，作為中國最大也最具吸引力的城市之一，吸引著無數像沈從文這樣的年輕人，一無所有地從這個龐大國家的各個角落，來到這個多元而復雜的城市。他們中絕不缺乏才華橫溢的文學家、畫家和詩人，也有一些雄心勃勃的政治家和試圖改變中國的人——可能當時這些人并沒有展露出自己的過人之處。他們中的有些人并不像沈從文剛來時那樣落魄，他們隨身攜帶著名流的推薦和家鄉的財富，或者他們本身就已經頗有名聲，只是希望借助北京——這個聲望與力量的擴音器，來讓整個中國聽到他們的聲音，并且改變整個國家，個別雄心勃勃的人的確有這樣的想法，比如兩個廣東人康有為和梁啟超。和沈從文一樣落寞，一樣心懷不滿，但是日后卻比沈從文對這個城市和這個國家的影響更為巨大的是一個同樣來自湖南的年輕人毛澤東。

大城市就像一個對所有投奔她的孩子們不加排斥的繼母。她撫養他們，慷慨地給所有人機會，也默默接受了他們的回報：偉大的小說、寫進美術史的畫作、暴富之后的傳奇和改變了國家的革命與變法。所有的大城市都是如此，不信，你可以翻開任何一部城市的歷史，其中有多少讓人過目難忘的故事、混雜其間的或清晰或曖昧的身影。巴黎如此、倫敦如此、紐約如此、北京和上海也是如此，甚至一些小國家的大城市也是同樣如此，我們是多么感激波哥大（哥倫比亞首都）接納了22歲的來自“馬孔多”的加西亞·馬爾克斯呀！它提供給他一份記者的工作，讓他在自己寒冷的公寓里寫小說，讓他不斷編織關于馬孔多和自己外祖母的故事，也讓他成為迄今仍然在世的全世界最偉大的作家。

我們要消滅這些故事嗎？我們希望進入一個沒有故事，沒有傳奇的年代，只有枯燥地繼承來的成功，只希望看到在金錢上誕生的金錢，而把所有的怪客與失敗者們統統掃地出門，留下一個一塵不染，渾身上下每個角落都散發著金錢消毒水味道的乏味城市嗎？

怪客促進繁榮？

城市中的怪客與失敗者，也就是城市的多元化與魚龍混雜在文化意義上是好的，那些吃不起飯的窮光蛋們可能是下一個偉大的作家、攝影師或者畫家。巴黎、紐約和北京都曾經最好地證明過這一點。那些后來這些城市引以為傲的藝術家和作家們開始時都是作為一文不名的來客進入這些城市的。美國的整整一代作家和藝術家（海明威的一代）都是流放的一代，他們將巴黎視為自己的精神故鄉，因為紐約的高樓大廈實在是太過乏味了。美國文化崛起在巴黎的包容之上。美國文明習慣在午后躺在巴黎咖啡館的窗外午睡一會兒——這是馬爾科姆·考利在 《流放者歸來》中的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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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怪客們和城市的繁榮有必然的聯系嗎？畢竟，我們生活在一個拜物的年代，如果萬不得已，我們何不把那些未來的大師和今日的失敗者們讓給那些不嫌他們煩的地方？

1998年，正在做人口和高科技產業地理分布及驅動力研究的理查德·佛羅里達在卡內基梅隆大學碰到了該大學的一名博士生加里·蓋茨。后者也在做一項分布研究，不過是同性戀人群的人口統計學分布研究?！拔覀円娒鏇]多久就發現，蓋茨的同性戀人群分布圖和我所發現的高科技產業區的分布圖幾乎完全吻合?！狈鹆_里達教授說。

后來在他出版的著作 《創意階層的崛起：關于一個新階層和城市的未來》中，佛羅里達教授解釋了這種巧合?！霸谝欢ǔ潭壬?，同性戀人群代表著我們這個社會關于多樣性的 ‘最后一塊領域’，既然能夠接納同性戀者，因此同性戀聚居區對其他各類人群也持比較開放的態度……對同性戀人群的開放程度就成為衡量人力資本低準入門檻的良好指標；而人力資本的低準入對于激勵創意和高科技增長的重要作用是毋庸質疑的?！彼退暮献骰锇閷⑼詰僬叻Q為 “創意時代的金絲雀”——正像在工業時代煤礦中的金絲雀是衡量礦下是否安全的標志一樣，同性戀人群成為創意時代某個地區對創意人群是否具備吸引力的標志。

佛羅里達教授將這種同性戀指數作為衡量多樣性的標準，納入了他制定的衡量地區創意能力的“創意指數”中?！皠撘庵笖怠庇上旅嫠膫€同等權重的因素構成：創意階層占勞動力總人口的比例；以人均專利數來衡量的創新；高科技產業；以同性戀指數來衡量的反映某地區對不同人群和觀念開放程度的多樣性。顯然這四個因素之間存在著互相促進的作用。正如他已經揭示的那樣，同性戀人群的分布和高科技產業的分布驚人吻合。而且還不僅如此，技術發達的地區往往也是音樂發展的圣地：西雅圖不僅僅是微軟和亞馬遜的總部，還是吉他之神吉米·亨德里克斯、涅盤和珍珠醬等樂隊的大本營；奧斯汀除了是戴爾公司的誕生地和總部外，還是威利·尼爾森和第六街區音樂的故鄉；高科技公司聚集地舊金山灣區曾經也是感恩而死和杰斐遜飛機等樂隊的活動地?！八鼈兂霈F在同一個地方，反映了這個地方能接受新的思想、新的人群和新的創意”，有時候這些新的人群是搖滾樂隊，有時候是同性戀者，有時候是詩人，有時候就是那些創業英雄。

無論是作家、搖滾歌手、設計師還是各個地區都想吸引的高科技創業者，他們的共同之處是，都屬于佛羅里達教授定義的“創意階層”。在這位作家和教授看來，包括美國在內的發達經濟體已經出現了一個新的名叫創意階層的人群?！斑^去的20年中，一種新型社會階層興起并占據了主導地位，這個新階層從根本上改變了經濟與社會，而這種改變也會持續下去”。在2002年時，美國有大約3800萬人口，全部就業人口的30％屬于這一新階層?！靶录夹g、新產業、新財富和所有其他正面的經濟成果均來源于創意”，我們正在進入一個創意經濟時代，正如人類曾經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變一樣，我們也正在經歷一個向創意時代的轉變。這些話現在聽起來很像另外一通嘩眾取寵的陳詞濫調，但是佛羅里達教授卻以嚴肅地態度討論了這個看上去有些虛無的話題，并且認真地將 “創意人群”作為一個階層提出來，研究這個階層和我們即將進入的創意經濟時代在工作、生活和社區上的變化。

佛羅里達教授定義的創意階層，“顯著特點就是其成員從事著旨在‘創造有意義的新形式’的工作”，他們分布在各行各業，信奉的價值觀是個性化——“他們不喜歡聽從組織或機構的智慧，抵制傳統的集體性規范”；精英化——“創意階層非常重視精英人物具備的實力……努力工作、勇于挑戰、自我激勵。希望憑借工作上的優秀表現獲取成功”；多樣性于包容性——“有才華的人反對通過種族、民族、性別、性取向或外貌劃分等級”。

在工作上，創意階層往往對工作內容與工作環境的要求重于對薪酬的要求，當然，這并不是說薪酬不重要。德魯克1999年時發表的觀點仍然適用：“對于這些產業所倚重的 ‘知識工作者’，進行經濟上的收買將不會奏效……我們現在所做的是盡量在金錢上滿足知識工作者的需求，但當此舉行不通時，那就需要滿足他們的價值觀，并讓他們獲得社會承認與影響力?！狈鹆_里達教授說，對于創意階層，盡管他們需要足夠的錢來選擇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但“如果他們感到收入不足以體現自己的價值，那么，即使他們的收入足夠付清所有賬單，他們也開心不起來”。同樣，令創意階層不開心的還有 “朝九晚五的工作時間以及一成不變的標準著裝”。他們欣賞的是裝扮隨意的“無領辦公”，盡管創意階層的工作時間要遠遠高于其他人群，但是他們最反感的就是固定上班時間。他們對自己生活的地方也有選擇性，歷史上第一次，人們不再把工作作為選擇生活在某個地方生活的第一理由，創意階層開始對他們生活和工作的城市有了新的要求，比如演出是否足夠豐富、人們對不同人的包容度如何等等。這也正是為什么佛羅里達教授會發現，同性戀人群的分布地圖和高科技產業的分布地圖，甚至搖滾樂隊的分布地圖會有重合之處。

這就對那些希望能夠吸引創意階層的城市提出了要求。大部分的城市規劃仍然停留在工業時代。大部分的城市執政者和規劃者也是如此。他們仍然希望能夠通過大規模地投資基礎設施、通過稅收政策來吸引公司入駐來達到發展經濟的目的。佛羅里達教授則爭辯說，真實的情況應該是公司在跟隨著人力資本的移動而遷徙。公司需要找到符合自己要求的人力資本聚集地，那些創業公司就更不在話下了，“如果舊金山的硅谷在多年前沒有接受像史蒂夫·喬布斯這樣特殊的年輕人，那么也就不會變成今天的模樣”。因此，要想發展創意經濟，最好的方法并不一定是修建大而無當的公共工程或者為吸引公司入駐而大規模減稅，而是通過營造城市的豐富性、發展城市除工作場所和家之外的第三空間等方法，來吸引創意階層，“創意是目前全球競爭的關鍵，比商品、服務或資本的流動都更為重要”。

城市之死？

“其總體框架構思絕妙，但是，一座城市僅靠政府就能生存嗎？”

劉易斯·芒福德在游覽完華盛頓城之后如此問道。在劉易斯·芒福德生活的年代，華盛頓城還是美國的一座新興城市，它由政府聘請一位法國的年輕城市規劃師設計。它是徹頭徹尾的一座新城，幾乎可以按照人類關于城市的理念從一片空白開始建構。但是劉易斯·芒福德顯然并不滿意，因為它把 “人文關懷和鄰里需要”棄之不顧。

沒有比紐約城之子劉易斯·芒福德（馬爾科姆·考利稱他很可能是“人類歷史上最后一位偉大的人文主義者”）更真心實意的城市贊美者了。在1938年出版的《城市文化》中，他說：“城市就是人類社會權力和歷史文化所形成的一種最大限度的會聚體。在城市這種地方，人類社會生活散射出來的一條條互不相同的光束，以及它所煥發出的光彩，都會在這里會集聚焦，最終凝聚成人類社會的效能和實際意義。所以，城市就成為一種象征形式，象征著人類社會中種種關系的總和……城市這個環境可以集中展現人類文明的全部重要意義?！?P>城市需要的是“種種關系”，唯有人類社會各種光譜的聚合，才能讓城市生長和繁榮。但是城市并非不會死亡。芭芭拉·塔奇曼，因為寫作《八月炮火》和《史迪威在美國與中國的故事》而兩次獲得普利策獎的美國歷史學家曾經說過，每一座大都市都會在其勢力和經濟繁榮達到鼎盛的時期，開始出現法規和秩序的轟然倒塌——“這倒真是歷史上一個長期令人困惑的難題”，劉易斯·芒福德補充道。

理查德·佛羅里達在《創意階層的崛起》中描述過一個正在衰老的城市。那是他生活和工作過多年的第二故鄉：匹茲堡。匹茲堡一度異常繁榮：“在19世紀和20世紀之交，匹茲堡是一座綜合性的高科技工業城，是那個年代的硅谷。匹茲堡的金融家和企業家們締造了美國的鋼鐵工業、鋁工業和現代電力工業。梅隆家族是早期的風險資本家，像許多科技型高成長公司投入資金和管理支持?！?P>佛羅里達教授引用經濟學家曼瑟爾·奧爾森的研究說，“國家和地區的衰落是組織性和文化性動脈硬化的產物，是“制度性硬化癥”，“在一個時代中成長和繁榮的地區會很難甚至不可能接納新的組織和文化形式，無論這些新形式有多大益處。在這種情況下，創意和增長會轉移到其他地區，因為這些地方能夠為實現自己的利益去適應和利用這種轉變?！?P>包括汽車城底特律和19世紀末的 “硅谷”匹茲堡的衰落正是因為如此。成熟的文化已經僵硬固化，不但難以從自身衍生出多樣性，而且也難以吸引到多樣性的到來。它們開始缺乏包容性，怪客和失敗者們意識到這不是屬于自己的城市，與怪客和失敗者們疏遠的同時，創意與繁榮也被疏遠。佛羅里達開玩笑說，自己發現了一個便捷的方式來判斷一個城市是否有未來或者可能贏得繁榮，“如果一個城市的領導者告訴我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著裝，帶我到休閑的時尚咖啡廳或餐館就餐，并鼓勵我公開探討關于多樣性和同性戀的話題，那么我可以肯定，這個城市能夠吸引創意階層并在新興時代實現繁榮。若相反，如果一個城市的領導者告訴我要 ‘穿套裝打領帶’，帶我到私人俱樂部就餐，并告誡我‘不要談論關于波希米亞人和同性戀的話題’，那么我有理由肯定，這個城市將舉步維艱?！?P>這個簡單的判斷標準無論是對于北京還是上?！@兩個中國包容性最高的城市的領導都是一種苛求。但是正如劉易斯·芒福德所言，一座城市不能僅靠政府生存，北京和上海的非政府部分異常多樣與繁華。這兩座城市是中國非主流文化最為發達的地方，也是中國主流文化和經濟最為發達的城市——當然，其中的因果關系說來復雜，而且容易引起爭論。外鄉人成為某個城市最著名的作家、藝術家或者是科技企業家和商人，在這兩個城市過去二十到三十年的歷史中快速上演過多次；與此同時更多抱有幻想的外鄉人還在不斷涌入這兩個城市。他們渴望在大城市立足、生存，甚至成功，無論是因理想之名，還是因功利之名。

當大城市開始排斥外鄉人或者拒絕多元化和降低自己的包容性時，就是這個城市開始衰老和死亡之時。這在當代歷史上最為明顯。無論是佛羅里達教授的研究，或者是我們自己在書本上或現實中目睹的歷史，都在證明這一點。那些單調乏味的城市，往往驅使那些富有企業家精神和創意精神的年輕人遠走。無數個故事都在講述同樣的主題，無論是電影、小說還是口頭流傳的成功故事——成功說起來乏味和面目可憎，可這就是這個世界的真相。城市有眾多弊病，有很多可能始終無法得到醫治，不管是交通擁堵、城市貧窮還是街頭犯罪，但是只要城市仍然擁有包容性，仍然對怪客和失敗者們有吸引力，那么城市就仍然會生機勃勃地活著，大口呼吸，創造文化和經濟上的繁榮。而那些限制和排斥這種多元化與包容性的城市，顯然，并未認識清楚城市死與生的邏輯，認為自己理所當然應該享有目前的這種繁榮，卻不知道從多元化與包容性徹底消失的那一刻起，整個城市就開始無可避免地走向衰老和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