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水平還不穩定

經濟觀察報：中國的城市化目前正處在一個什么樣的階段，中國的城市化發展有什么特點？

肖金成：目前中國的城市化處于一個快速推進的階段。我們還沒有達到世界平均水平，所以要追趕“補課”。

另外，世界金融危機以后，我國由外需導向為主，轉向內外需求并重的發展思路，勢必面臨一個擴大內需的問題。內需為什么提不高？就是因為我們有大量的人生活在農村。農村的消費結構與城市不同，消費水平很難提高。

再次，城市化發展問題實際上還是一個國家競爭力問題。企業勞動力不足，會導致勞動力成本和企業運營成本的提高，從而導致在國際上缺乏競爭力，產業會選擇向國外轉移。

周天勇：目前中國的城市化水平呈現以下幾個特點：第一，城市化發展水平滯后于工業化水平；第二，城市化處于中期階段。城市人口比例比同等發展水平的國家和地區滯后15到20個百分點；農村剩余人口還很多，如城市化率達到80%-90%，還需從農村向城市轉移5-6億人口；第三，城市化在未來的10年到20年中將呈加速發展勢態。2010年后，由于農村教育的發展和農村青年一代文化水平的提高，他們追求新的生活方式和較高的工作收益，從農村向城鎮轉移的速度將加快；第四，放寬設市政策。目前我國設市管得太嚴，要實現城市化的飛速發展，未來要大量設市。

經濟觀察報：目前城市化發展存在什么問題？

肖金成：在城市化發展過程中農民工的問題是首要問題。第一，46.68%的城市化率實際上是有問題的，因為這個數據是按常住人口統計的，常住人口中包括了1.5億左右的農民工，實際上這部分人并不是真正的城市人。他們只在城市工作，卻享受不到與城市居民同樣的福利待遇，另外，他們的工作場所不固定。從這一點來看我國的城市化水平是不穩定的。

第二，城市化過程中暴露的問題，如入學難、入托難、看病難、看病貴以及養老保險體制不健全等。養老保險轉移接續是一個大問題，現在金融業這么發達還不能實現跨省轉移，全國性的社會保障賬戶還沒有建立起來，這不是技術難題，而是政府有關部門和地方政府不作為造成的。

第三，城市群的發展問題?，F在中國還沒有形成一個合理的城市體系，大城市產業集中度很高，中小城市產業吸引力不足。

周天勇：農村人口城市化的過程是，離得開，即農村資產能退出；進得來，進入城市沒有制度上的障礙；有業就，能找到工作，有收入；留得下，即大部分進入城市的農村人口會有自己產權的固定的住所；享服務，即政府提供平等的教育、衛生等公共服務；有社保，老年和失業后，應當有社會保障。最大的一個問題是農民離不開，資產不能變現，舍不得農村的耕地、林地和宅地，再就是進得來，留不下。首先是就業的問題，然后是住的問題，最后是社會服務均等化的問題。過去的30年，我們城市化的問題可以總結為：一、戶籍沒有放開，由此轉移進入城市的農村人口得不到城市教育、衛生、社保、低保等各方面的公共服務；二、貧民窟不允許存在，而城市房價很高，農民的宅基地不能變現退出，轉移人口進得來，留不下；三、在城鄉間形成大規模的流動人口，他們工作場所不固定，同時居無定所；此外，農村的老齡化快于城市。

農民工可以揮之即去，但能不能召之即來

經濟觀察報：中國應當選擇和設計一條怎樣的符合中國國情的城市化道路？

肖金成：當前首先要解決的是農民工市民化的問題。例如金融危機到來的時候，很多農民工返鄉，假如有失業保障的話，就不用返鄉，留在城里完全可以擴大內需。金融危機過去了，當企業得到新的訂單時，農民工出現了短缺，珠三角出現了“民工荒”。從“民工慌”到“民工荒”，是政府沒有盡到責任的結果。金融危機來了，農民工可以“揮之即去”，但能不能“召之即來”卻很難說。

其次，農民工本地化。本地化指的是將農民工留在打工的地方，實現在哪兒就業就在哪兒落戶。當然這還包括了將其家屬轉化成城市居民的需求?，F在這46.68%里包含的1.5億農民工，將來會帶動近3億人進城。

再次，是城市發展、產業布局問題。通過大城市的產業結構高度化，把制造業轉移到中等城市、小城市和小城鎮。將來要把中等城市發展成為大城市，把小城市發展成為中等城市，把小城鎮發展成為小城市。不同等級規模的城市均成為城市化的載體，提高產業承載能力和人口的吸納能力。最后，要提高城市的公共服務能力，在子女就學、醫療衛生、養老保障等方面下功夫。

周天勇：根據中國城市化的特點，首先，要做的是改革戶籍和人口管理制度，實現人口的自由居住和遷移。

其次，在城市工作和居住的所有人口，都可享受同一城市均等和公平的公共服務，不得有原住民與新住民的不同身份而有制度性歧視。

再次，改革土地、地方財稅和住房制度，讓農村轉移入城市的人口有體面的安居房。印度和拉美以“貧民窟”方式轉移農村人口；韓國和日本及中國臺灣地區通過賣掉宅基地、耕地等土地增加政府收入，同時控制房價、快速提高居民收入，大力發展中小企業幫助農村人口的轉移。

如果我們不準備用貧民窟的方式解決農村人口進城后留得下的問題，那么學習東亞模式中的一些做法，通過改善收入增長速度、房價上漲指數、農村資產的退出變現、政府對少部分人群提供住宅等，是解決農村人口進入城鎮后的四個關鍵點。需要指出的是，政府將農民工的住房全部包下來，實際上在財政上是不現實的，是一種幻想。

中國尚未出現“逆城市化”

經濟觀察報：最近，在中國很多城市，尤其是東部沿海地區農民回流現象比較嚴重，有媒體稱之為“逆城市化”，你如何看待這一現象？

肖金成：我個人認為這不是一種趨勢，而是個別現象，現在還不到這個階段。但是，如果我們現在不為農民工進城采取有效的解決措施，不能實現真正的市民化，有朝一日農民工就會不想進城，城市化進程很可能就會終止。2030年后有可能出現逆城市化。但是那是一個雙向對流的過程。到那時因為交通條件的改善，農村環境、衛生醫療條件的改善以及社會保障一體化的實現，可能一部分城市人會選擇去農村生活。

周天勇：現在說“逆城市化”的確還為時尚早。當前的現象是，來城郊買地的人多了，土地升值了，作為農民，相應的收益就更多，自然會有人選擇將戶口保留在農村。但在空間上來說，他們不可能到村莊去住，所以中國還不能稱出現了“逆城市化”。

城市群是城市化發展的主體形態

經濟觀察報：你怎樣看待城市群的興起和形成，它對城市化有何影響？

肖金成：城市化的推進形成了新的城市體系，形成了多個城市群，成為城市化的主要載體。城市群中大城市的產業結構逐漸升級，中小城市的成本優勢在逐漸強化，比如消費水平低、土地和勞動力成本低等，而通過交通網絡的形成和改善，又能夠弱化它們的區位劣勢，有利于吸引產業轉移。如果城市群里能實現城市的分工合作和功能互補，基礎設施共建共享，對城市化就會起到促進和引領的作用，所以“十一五”規劃指出：要把城市群作為城市化發展的主體形態。

周天勇：城市群的形成，是產業自然發展、轉移的過程，是市場機制調節的結果。政府可以做的是完善交通網絡，合理引導城市群中的城市功能定位和分工，同時通過打破行政割據，實現城市間的更好合作，促進城市化加速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