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注意的是，事件發生后并非只有一種聲音。有些人主張抵制日貨，舉行游行示威，甚至訴諸武力解決。但也有意見認為，此舉于事無補，應摒棄“憤青”言行。這兩種聲音激烈交鋒，后者視前者為“憤青”，前者又斥后者為“漢奸”、“不愛國”。

此前，中國外交部曾表示，中國的外交決策和政策規劃越來越注重參考公眾意見，甚至網民的意見都是重要參考?；蛟S，這一表態令前者的情緒更加高昂，卻又令后者為其懷疑論找到了新的依據。

回頭來看，因外交事務引發的內部意見爭議甚至分化，在中國已非第一次發生。2008年，家樂福大股東資助達賴等事件中，就有截然對立的聲音出現，當時即有論者對抵制外國貨以及游行示威提出反省。

此次釣魚島事件中，那些反對“憤青”的言論只是這種聲音的延續。此種言論，如韓寒的“集體舞”說法，確有值得商榷之處，但就此給持這些言論者扣上一頂“不愛國”的大帽子，卻不是一種公平的做法。

一場兩國間的主權爭端，悄然間演變成中國人內部的爭論，而釣魚島事件本身似乎變成了愛國與否的試金石。持前論者大多以愛國自居，并動輒以釣魚島事件逼迫人們表態，大有不支持他們的意見就是不愛國的意味。

這種語境的背景來自中國人長期接受的教育。一致對外、同仇敵愾。這本身沒有錯，但這種教育常常連帶著一種負面效應，比如說，每每遇到分歧意見，則習慣性地以此壓制不同聲音，帽子和棒子一齊飛舞。

韓寒及其支持者是不是真的不愛國，恐怕不是憑借某一句話就可以認定的。以愛國標準衡量，“集體舞”言論看似否定和消極，但它所揭示的現狀誰又能給予一個合理的解釋？指斥韓寒等人言論“不愛國”的人士，能否以一個完整的邏輯首先對他的觀點予以真正有力的回擊？

也有論者認為，兩國爭端之際，不應該眼睛還盯著國內問題，應首先團結起來，一致對外。這沒有錯。只是以欠缺理性的言行要求眾人與其保持一致，甚至容不得別人有更深層次的思考，這種行為本身是否也是不理性和缺乏建設性的呢？

冠冕堂皇的言辭，似乎永遠偉大、光榮、正確。但這種不考慮復雜的國際國內形勢，憑想當然就得出的結論是否就真的愛國呢？是否為自己貼上愛國者的標簽，就可以占領道德高地，橫掃一切異見者呢？

9月24日出版的人民日報海外版，轉述前駐法大使吳建民的言論說，有些人主張抵制日貨，可是全球化進行到今天，要看清楚，索尼產品95%是中國制造，抵制日貨不愚蠢嗎？吳建民因此說，不要被那種看來很激進很愛國但實際上誤國的言行所忽悠，那會害了這個國家。

我們認同吳建民先生的態度，這樣的態度也可以拿來觀照釣魚島事件。兩國間的主權爭端，最終應該按照國際法和國際關系準則去解決。這背后蘊藏著中國在這個歷史時期所處的國際地位，應對之策也應綜合衡量各種因素后作出。作為國民，我們當然堅定不移地和國家站在一起，維護主權尊嚴和領土完整。但釣魚島事件本身不是愛國與否的試金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