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外國文學研究與譯介的原生態時代，學者往往是集教師、研究者、作家和翻譯家等多重角色于一身的，大抵是橫跨中西的博雅之士。查良錚亦作詩亦譯詩，俱有傳世經典；楊憲益作《譯余偶拾》，興味盎然。自從科研評價體系與職稱評審制度日漸嚴密規范，這樣的才子似乎是越來越少了。當士子們擠破了頭為CSSCI（《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來源期刊生產文章的時候，外國文學在前所未有的繁榮中走向邊緣化。一方面，學術期刊的外國文學研究文章沉入了理論的海洋，變得越來越深奧難懂；另一方面，外國文學翻譯出版也難復上世紀八十年代的那種人氣了。常人不知杜拉斯，只知杜拉拉。外國文學譯者的稿酬標準十多年來未變，可見行業之慘淡。

不過，在今天的外國文學研究界，教書、譯書、評書、寫書都拿手的四棲達人，還是能找出一些的。作為他們的同行，我深知在科研體制束縛之下、正經工作之外寫一點雅俗共賞的東西，鴨梨巨大。古人云“信速不及草書，家貧難為素食”，看似輕松的文學隨筆，端的也不是只會用時髦理論套文學作品的凡庸之輩玩得來的。法語文學博士黃葒給她的這本新作謙虛地題名為《閑來翻書》。

這是一本有關法國文學的隨筆集，也收入了作者生活中的一些隨感文字。作家，作品，作者本人的生活，此三者在書中是渾然一體的。這樣的文章，CSSCI是不會收錄的，因為拿學術規范的尺子去測量，你會發現它們缺乏文獻綜述、腳注尾注、研究方法……更嚴重的是，這些文章里有太多的“我”。學術論文中是不允許出現“我”的，這樣才能體現“客觀”“科學”的精神。換句話說，作者必須與研究對象拉開距離，把被研究的作家或作品當作一個與自己的生活毫不相干的東西加以觀察，再用“新□□主義、后□□主義、超□□主義”之類的理論解剖一番，方為正確的寫作方法。

“正確”的外國文學研究論文，在其工整的外表之下，看不到文章作者自己。文學研究變得和科學研究一樣冷酷、一樣的“去人化”。當游戲規則制定完備之后，學者們便越來越學者了。在上世紀六十年代，蘇珊·桑塔格曾發出“反對闡釋”的呼聲，拒絕以一孔之見強奸文藝作品的傾向。不管該不該闡釋，重要的，是文學研究者對待作家和作品的態度。

中國古典文學的研究傳統，如果說有其傳統的話，其中的重要一條就是“以意逆志”，在閱讀中以自己的體會去迎受作者的本意，甚至是在感受上與作者合為一體。把作者當成朋友，與作者對話。把作者當成自己，想象另一個時空的場景。這也是研究方法的一種，卻在當下的學術生態圈里不能成為正道之一。因為在“正道”的邏輯里，書只是資源，作家只是資源供應商，甚至作家已死，只存文本。

法語教授黃葒在書中有這樣的感嘆：“我已經不記得從什么時候開始，自己像伐木工人砍樹一樣看書，也不記得從什么時候開始，自己被填表申報翻譯合同科研項目約束著，在自由和妥協中掙扎，常常連砍樹的時間都沒有?！辈贿^，她還是有時間在純粹的文學園地里精心培植一些花草的，如今這些花草已蔚然可觀，雖然難以得到CSSCI的承認，卻符合文學愛好者的口味。我相信，真正的文學愛好者大體上是“以意逆志”的讀者，是懂得用心靈去閱讀的。

于是我們就看到了這些用心去感悟法國文學而得來的文字。黃老師就像是跟諸位作家熟識的朋友，向我們講述他們的傳奇。西蒙娜·德·波伏瓦、瑪格麗特·杜拉斯、安托萬·德·圣艾克絮佩里……這些文壇名宿從作品的背后走了出來，在人生的舞臺上飾演各自的角色。而在這些“副文本”的背后，我們分明又看到了敘述者黃葒的影子。常常是在敘述的間歇，能看到敘述者帶有個人色彩的慨嘆。作家的經歷不再是常見的學術論文中一筆帶過的充斥著數字的“生平簡介”，而是具化成帶著黃葒色調的浪漫曲?！叭刈?、四重奏、藍調芝加哥，經歷過人生的種種磨礪和考驗，波伏瓦終于在這個乍暖還寒的靦腆春天深深打動了我，讓我在認清她的同時認清了自己?！弊x書不僅是為了了解別人的生活體驗，也是為了了解自己。該書最后的《曾經花語》，收入了作者的一些日記片斷。從高中生到留法博士，從浙南的農家小院到巴黎的地鐵站，關于回憶，關于時間的故事，片言碎語間，仿佛有杜拉斯的味道。

原來文學評論者也可以這般有個性有腔調的。原本是“我注六經”，結果成了“六經注我”。我想，這才是文學的本質所在。每一位文學大師都不曾遠去，他們共同點綴著每個讀者心中的燦爛星空。威廉·?？思{說過，“文學使人的心靈變得高尚，使人的勇氣、榮譽感、希望、尊嚴、同情心、憐憫心和犧牲精神復活起來”。文學不能直接貢獻GDP，卻可以直接制造幸福。

黃葒人如其文，便也是個很有趣的女子呢。美食家黃葒時不時會叫上一幫朋友到她家聚餐，并親自下廚。杯盤狼藉之后，當負責刷鍋洗碗者在廚房里揮汗勞作時，她會親自彈奏起古箏來助興，其余人則慢悠悠地品茶，好一派文人雅士的盛宴。有此等的閑情逸致，便也有了這本《閑來翻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