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刑法修正案（八）草案提交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這是1997年中國大規模修訂刑法后，幅度最大的一次修改。此次修改共有46處，其中，取消13項死刑罪名、數罪并罰最高提至25年等修改引起了廣泛的關注和爭議。

8月26日，中國刑法學界泰斗、西南政法大學教授趙長青，在他的律師事務所里接受了本報記者的專訪。

76歲的趙長青，是學術界公認的刑法研究大家。他是1997年刑法的修訂者之一，也是黑社會問題的權威研究者。1995年，他曾為新疆克拉瑪依特大火災案400多個受害者家庭擔任代理人；2009年，他為“黑老大”黎強擔任辯護律師，端坐在辯護席之首，當日出庭的諸多重慶司法界“人物”都是他的學生。

“從一味強調嚴打，調整為寬嚴相濟”

經濟觀察報：全國人大從8月23日開始審議“刑法修正案（八）草案”，觀察者認為這是中國自1997年以來最大規模的刑法修訂，包括這次草案中擬取消的13項死刑罪名，你認為中間透露出什么意味？

趙長青：這一次刑法的大規模修改，是我們1997年刑法修訂以來的第八次修訂。從目前透露出來的信息來看，這一次修改的規模比較大，涉及面也比較廣。比較突出的是兩大方面：一是死刑罪名減少，二是適當加強了“生”刑。

也就是說，貫徹了“少殺長關”這樣一個思想。這個政策透露的信息就是，把過去一味強調的嚴打，調整成為寬嚴相濟。

比如說，這次修改減少了一部分死刑，這說明我們國家跟國際立法趨勢相接軌，順應了人類社會總的發展規律。

另外一方面，“生”刑的適當加大，以前有些比較嚴重的犯罪行為，被判刑之后，他沒有被關很長時間，就出來了，出來了之后又再犯。我國一直施行的是數罪并罰政策，最大的刑期只有20年；現在數罪并罰達到35年的，可以判處25年的有期徒刑，加長了嚴重犯罪行為的關押時間，這是符合國情的。

“最高刑期不宜加得過長”

經濟觀察報：有人認為加了25年還是短了，應該將有期徒刑最高加至30年。世界上有一些國家的刑期甚至達到100年之上，遠遠超過了普通人的壽命時限。

趙長青：我認為25年是比較合適的。因為人的犯罪年齡段，都是在十七八歲到50歲以下的區間。一般說來，60歲以上發生犯罪行為的個體已經很少了。20多歲左右的犯罪個體，被判處25年之后，再出來基本上沒有再次犯罪的能量。

關于刑期確定，還有一個原因需要考慮的是，如果關押時間過長，司法成本過高。同時，關押的人太多，同樣會增加社會矛盾。這個問題的道理在于，一個犯罪個體，按照婚姻法、刑事訴訟法等來研究其社會關系的話，它會涉及到20個人——他的親屬，他的父輩，他的同輩，他的下一輩。

如果這個人犯了罪，把他關起來，那么他會跟20個人發生關系，如果這個關系處理不好，那么，這20個人就會對我們的政府有意見，對我們的國家有怨恨。所以，在我們現今的社會體制之下，關押的人不宜太多。

最近我看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的報告，中國每年被判刑的人數已經接近100萬。如果我們把刑期在最高25年的基礎上，再延長5年，那么被關押的人數會大幅度增加，司法負擔將無法承受。從長期深層次來看，如果關押的人太多，會對我們國家不利。

我的觀點是，最高刑期加長可以，但是不宜加得過長。

“醉酒駕駛和飆車，不宜單獨設立罪名”

經濟觀察報：酒后駕車可能會單獨成為一項刑事罪名，比如危險駕駛罪。此前我們注意到，成都有一個判例，一審將1名酒后無證駕車造成4人死亡的肇事者，以危害社會公共安全罪判處死刑。酒后駕車的確成為民眾公憤的一項危險行為，但是有人聲稱，一旦設立危險駕駛罪的話，中國的監獄將會容納不下眾多的罪犯。

趙長青：現在刑法的修正草案，擬入了一些新的罪名，比如人體器官買賣罪名、惡意欠薪罪、強迫勞動罪、偽造普通發票罪等等，這體現了刑法的與時俱進。

現在提出來一個爭議，即醉酒駕駛，是不是一律要入罪。目前已經有兩種辦法可以處置醉酒駕駛，一種是醉酒駕駛并肇事或者飆車肇事，依照我國目前現有的《刑法》，是可以處理這種行為的，即“使用危險方法危害社會公共安全罪”，這個罪名可以處理現有的醉酒肇事和飆車肇事的行為。

另一種處理辦法是，如果酒后駕車或者飆車，沒有造成嚴重后果，我們可以對其進行行政處罰，從吊銷執照、拘留一直到勞教，都是對酒后駕車或者飆車行為進行的比較嚴厲的行政處罰。

因此，對于酒后駕車、飆車等引發民眾公憤的行為，我認為現有的刑法罪名，已經可以處理它。

如果認定醉酒駕駛，無論造成什么后果都要判刑，這樣子的話涉及面太廣，被判有罪的人會相當多。那么醉酒駕駛，按照全國的調查統計數據，一年有幾十萬起，假設一項罪名，可以讓我們一年多判幾十萬人入獄，那么將會成為我們國家一個很大的問題。

所以我認為醉酒駕駛和飆車，不宜單獨設立罪名，我們現有的司法體系可以處理這兩種行為。

“既保留死刑又限制死刑”

經濟觀察報：這次消減13項死刑罪名，是否意味著我們國家刑法的最終走向是廢除死刑？廢除死刑離我們還有多遙遠？

趙長青：我們現有的刑法，規定了68項死刑罪名，這68項死刑罪名，占刑法450多項罪名的15%。這個比例在世界各國保留死刑的國家中是很高的，多數保留死刑的國家，死刑罪名占比在10%以內。

現在取消13項死刑罪名，還有55項死刑罪名，算起來的話，所占比例降到約12%，仍然很高。

世界就廢除死刑的爭論已經持續了200多年，這不是一個新問題。目前，在全世界190多個國家和地區中，大約有一半以上的國家取消了死刑。

據不完全統計，取消死刑的這些國家多數都是小國家。大國基本都保留死刑，美國也沒完全取消死刑，有些州取消，有些州保留，俄羅斯、日本都還存在有死刑。

但是廢除死刑是總的趨勢，因為生命是人類最寶貴的東西。如果連生命都不重視了，我們不停地推動經濟發展，就沒有了任何意義。

以我國現在的經濟、文化、道德等方面的情況來看并不適合廢除死刑，我們既不能過分抗拒死刑的威懾力，也不能忽視死刑的威懾力，對殺人等暴力犯罪、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等等確實應該執行死刑，所以我贊成我國現在保留死刑又限制死刑。

近年來，我國在死刑處置方面，取得了進步。具體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收回了死刑權，以前死刑權是下放到省里的，死刑判得就比較多，現在收回到最高人民法院就起到了控制死刑數量的作用；二是這次刑法的修改減少了死刑的刑法種類，減少罪行的重點就是非暴力罪行（例如小偷盜竊的金額具有偶然性，并非暴力且對社會危害相對較?。?，還有就是沒有必要規定為死刑的罪行（例如傳授犯罪方法，就犯罪本身來說危害性大但沒有必要判定死刑的一類）。

這個巨大的進步說明我國的最高立法機關、最高司法機關接受了逐步甚至最終廢除死刑的趨勢和思潮。

其他保留死刑的國家即便是判處死刑但是執行的都很少，且過程都比較復雜和漫長（比如日本），世界上的其他國家很關注我國的死刑執行情況，我國雖然沒有公布但實際上是判處死刑最多的國家。

經濟觀察報：你怎么看待死緩？

趙長青：死緩是中國獨有的刑罰，這個制度實行的效果很好，它控制了死刑的適用。有些人罪該處死，但不是立即執行，就判處死緩。死緩經過2年的改造，如果確實有悔改，就改為無期徒刑甚至是有期徒刑，從實例來看，判了死緩者，再被處死，是極其個別的，從調查來看死緩改造后再次犯罪的幾率是比較低的。

“適當減少死刑不會導致治安

環境惡化”

經濟觀察報：中國傳統社會觀念是“殺人償命”，這次刑法修訂中，取消了13項死刑罪名，會不會降低民眾的安全感？

趙長青：這是個法制導向問題，過去的宣傳方針夸大了死刑的威懾力。但事實上，并不是有死刑這個社會就害怕了，就沒有犯罪。

1979年刑法出臺時，只有20多項死刑罪名。上個世紀80年代初，當時的社會治安仍然非常好。之后死刑逐步增加到68項，但是犯重罪的并沒有減少?，F在犯罪量大量增加，1988年到2007年的20年中，統計而得的犯罪量增加了4.8倍，增加的犯罪主要是“輕型犯罪”和“法定性犯罪”。

“輕型犯罪”指判處5年以下的犯罪，“法定性犯罪”就是指增加了刑法條例而產生的犯罪，隨著經濟的發展，我們增設人體器官買賣罪、醉酒駕駛等罪名，就會產生新的罪犯。

我們經過仔細的研究，20年來，暴力犯罪等重罪 （被判死刑的罪責）很少增加，傳統犯罪增加的比重也很小，重罪犯罪率幾乎不受刑法死刑的罪名增減而受到影響。

香港、澳門地區的法制都不如內地嚴格，并且很早就廢除了死刑，但是它的治安環境都比大陸較好，一些廢除死刑的國家例如歐洲的瑞典、瑞士、英國等治安也都很好。我們仔細觀察可以得出結論——世界上不“殺人”的國家，廢除死刑的國家，其社會治安狀況都比較好。

所以適當的減少死刑并不會導致社會治安環境的惡化，關鍵是法制宣傳的一個導向問題，扭轉人們心理對死刑的傳統看法，并不是這個國家判處死刑者多，這個國家的治安就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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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大修看點

取消較少適用或者未適用過的13項死刑罪名，如傳授犯罪方法罪等；增加已滿75周歲老人不適用死刑的規定；對被判處死緩犯罪分子的減刑作出嚴格限制；將數罪并罰刑期的上限由20年提高到25年等。

將“黑社會性質的組織”的特征明確寫入草案，增加財產刑；調整敲詐勒索罪的入罪門檻，將敲詐勒索罪的構成條件由“數額較大”調整為“數額較大或者多次敲詐勒索”；完善強迫交易罪、尋釁滋事罪的規定；加大對恐怖活動犯罪的打擊等。

醉酒駕車、飆車等危險駕駛行為，即使沒有造成嚴重后果，也將用刑法進行處罰；將不支付勞動報酬、非法買賣人體器官、虛開普通發票和持有偽造發票等行為規定為犯罪；修改生產銷售假藥罪、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罪的規定，調整其犯罪的構成條件，降低入罪門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