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30年前，深圳作為中國第一個經濟特區，成為舉世關注的焦點，它也不負眾望，成就了一代中國人富強和民族復興的夢想。30年后，深圳又一次站在一個歷史拐點上，國人的關切和期待也許不像30年前那么殷切，但主旨沒變——深圳還能再次引領中國改革的方向，成就一個大國崛起的夢想嗎？

面對這個問題，深圳內外都在上下求索。21世紀之初，深圳的主政者即已意識到深圳在一系列優勢喪失之后面臨的改革困境，試圖在政策層面繼續得到中央的支持。深圳率先向中央申請成為“國家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近年又向中央申請創建“國家創新型城市”。

從改革的邏輯上來看，深圳作為中國首屈一指的特區，進行各種改革和創新是理所應當的事情，還需要這些形式上的“帽子”嗎？事實上，2005年深圳紀念經濟特區成立25周年時，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即已指出，深圳作為經濟特區，本來就可以承擔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的任務和使命。然而，從現實的體制背景和改革風險來考慮，深圳需要的不僅僅是這些改革的“帽子”，還希望從上面獲得改革的“拐杖”。正是這種考量，深圳近年改革模式和過程，都無法回避這種自上而下的路徑依賴。

但這忽略了深圳的發展中另一股重要力量，那就是社會本身自下而上的內在力。這種內在的生存發展動力，在深圳過往30年中所爆發的巨大能量，創造了無數個深圳奇跡。

深圳過去30年的發展，是自上而下的外在推動和來自民間社會的內生動力合奏而成的篇章。

二

深圳華強北的商業發展傳奇是民間力量的典型代表。

在上個世紀90年代中，華強北一帶還是制造業的天下，中華自行車、飛亞達手表、華強三洋、賽格、京華電子等制造業均扎根于此。但是21世紀初，華強北卻已經成為亞洲首屈一指的電子產品商貿中心，其電子產品價格甚至影響到全球電子元器件的行情。華強北從上步工業區向商貿轉型，始于九十年代中深圳的簡單加工業從關內向關外遷移，華強北一帶的廠房閑置下來后被市場重新發現和利用。除了電子商品外，萬佳超市在華強北的開業，也帶動了華強北日用品市場的興旺發達，銷售額媲美北京王府井和上海南京路。

華強北的這種飛躍式轉型不見于政府的規劃和計劃，而是市場“無形的手”在推動。在一般人眼中，華強北是中國“山寨之都”，但是他們不知道，“山寨模式”雖有爭議，但卻是市場機制在中國的一個典型。因此不能簡單地以“模仿”“抄襲”來否定“山寨模式”，深入研究其形成機理和市場機制的關系，對于中國其他產業的發展不無益處。

除了華強北之外，水貝的黃金珠寶加工業、大芬的油畫村等，在市場機制下都自然形成了蔚為壯觀的產業規模。對于所在的區級政府來說，這些產業的形成是 “無心插柳柳成蔭”。大芬的油畫村近年還成為深圳文化產業發展的示范基地。

作為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深圳的市場經濟體制在國內最為完善，市場機制也最為靈活，因而也更有生命力。這與自然界的生態環境有相似之處，一個雨水、陽光充足的地區，各種植物都會努力求生存、爭發展，如果有大石頭等障礙物壓著，只可能使這些植物的生長過程更為曲折，一旦搬開石頭，這些植物馬上恢復蓬勃生長。

就經濟發展來說，深圳是率先搬開了石頭的地方，而且先天稟賦也很不錯——有沿海的地理優勢，又靠近香港這個國際平臺——深圳的內生增長動力就可想而知了。

更為重要的是，深圳的制造業不但迅速形成規模，而且還在周邊地區（包括香港、東莞等地）形成完整的產業鏈。深圳模式在珠三角不斷復制擴張，各個產業鏈條不斷延伸發展的結果，是整個珠三角都成為了“世界工場”。這是深圳內生力量的擴張效應或帶動效應，也是深圳過去三十年成為內地學習模仿對象不可忽視的重要因素。

深圳這種市場作用和內生動力，像自然界叢林的生態系統一樣，有著自我平衡和自我完善的機制。不過，眾所周知，深圳的改革過程不是一帆風順，中間屢次出現反覆，但是只要市場化的方向沒變，市場的內生動力就一直存在。

因此，有人說，深圳乃至整個中國的改革是“摸著石頭過河”，我認為這話其實不準確，確切的說，中國的各種改革應該是搬走石頭的過程，其中深圳和中國沿海地區搬得早一點，搬得快一點。

然而，搬石頭搬到現在，與中國其他地方一樣，深圳在經濟體制領域改革剩下的差不多都是“頑石”。要么是涉及到其他領域的配套改革，成為改革的瓶頸所在；要么是經濟體制改革的攻堅階段，比如金融體制改革等。

在金融領域的改革，如果不借助中央的“拐杖”，深圳自己是難以撬動石頭的。以前深圳在金融領域的改革都是獲得先行先試的權力，但是在中央提出上海建設國際金融中心、發展天津濱海新區之后，深圳的戰略意義顯著下降，金融領域改革的一些先行先試權都紛紛轉移到上海浦東和天津濱海新區。例如在2009年中央批準上海洋山港率先試點包括銀行、期貨、保險在內的綜合性離岸金融業務，人民銀行選址天津濱海新區進行碳金融試點等等?？缇迟Q易的人民幣結算試點，首批城市選擇了深圳、上海、廣州和東莞，第二年進一步擴大至全國其他地區，都是因應形勢需要，深圳并未顯得有何特別。因此，在目前的經濟體制改革領域，深圳顯得有心無力。

三

近年來深圳確定的改革重點在行政體制改革、社會管理體制改革等方面，包括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大部制改革以及社會組織管理改革等等。不過，最近深圳曝光的幾起事件，讓深圳陷入“改而不革”的尷尬境地。

今年7月，有深圳市民在網上指出，深圳大部制改革已近1年，一些部門副職超標現象依然嚴重，其中深圳市科技工貿和信息化委員會 (下稱深圳市科工貿信委)被曝有20個副職。盡管深圳有關部門公開回應了網友的質疑，但并不能挽回人們對深圳改革“換湯不換藥”的形象。深圳關注行政審批體制改革的專家李紅光指出，在一些部門的行政審批改革中，只是簡單地合并同類項，比如100多項審批看似精簡為幾十項，但是實際上沒有減少多少?，F在大部制改革也是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的翻版。

李紅光曾通過對深圳養狗條例的研究，推動了深圳養狗立法的規范和進步。這是深圳內生動力在行政體制改革領域的一個典型，雖然不如經濟領域那么廣泛和普遍。

越來越多的深圳人像李紅光一樣，開始從關注自己的權益出發，從私人領域維權走進公共領域。2003年，深圳一批獨立候選人參選人大代表，希望通過參與到立法過程來推動深圳社會的進步。這是深圳自然而然、逐步推進行政體制改革的一個契機，不過深圳人自下而上表現出來的參與公共事務的熱情最終被冷卻下去，以至于5年后深圳推出更激動人心的改革時已經沒了激情和期待。

2008年5月23日，深圳市委市政府對外發布《深圳市近期改革綱要(征求意見稿)》，19項改革包括了區級差額選舉等重大突破，因此深圳被媒體紛紛稱為 “行政體制改革試驗田”，“掀開政改序幕”。當時正值改革開放30周年之際，深圳這一改革被海內外輿論過度解讀，寄予厚望。

然而這次改革在深圳并沒有得到熱切的回應。就國內來說，區級干部的差額選舉幾年前在南京等地就已經進行了，深圳這一改革已經落后了。按照深圳當時的計劃，三年內實現區級差額選舉，但是到兩年后的今天，這一改革在深圳幾乎已被人淡忘。自下而上的改革訴求，與自上而下的改革要求，就這樣擦肩而過，兩種力量一旦不合拍，不能產生共鳴，改革顯然無從談起。

四

深圳在行政體制改革領域的顧慮重重，喪失了機會。在社會體制改革方面，深圳更是與內生的改革動力背道而馳，錯失機遇。

近年來中國的改革方向，已經從“效率優先”轉向“公平優先”，從少數人先富起來，發展成為大多數人都富起來。在這個中國社會轉型和改革的關鍵時期，深圳本應在10年前就可以為這種轉型作出貢獻，遺憾的是，深圳忽略甚至壓制了自下而上的改革訴求，不但滯緩了深圳第二輪的產業升級轉型，也為今日深圳埋下不穩定的種子。

今年以來震驚全國的深圳富士康員工“十二跳”自殺，使人們知道了在經濟發達的深圳特區，農民工權益保護竟然是如此之弱。實際上，早在2001年7月，律師周立太代理深圳龍崗一家韓資工廠對56名女工強制搜身案，就已引起媒體廣泛關注。

周立太成為工廠老板的眼中釘，也被地方政府視為破壞投資環境的罪人。2001年底，深圳龍崗區司法局以清理“黑律師”的名義，把周立太驅逐出境。這時廣東省已經提出產業升級轉型，而周立太事件則反映地方政府仍出于各種動機，保護低級加工制造業。今年在珠三角工廠廣泛出現增加工資的浪潮，很多中小企業反映承受不了，這不能不說是多年低勞動力成本發展的報復性反彈。如果深圳在10年前意識到周立太維權的重要意義，加強勞工權益保護，促使企業改善工作環境，增加勞工待遇，也許富士康的連跳悲劇早就可以避免，珠三角農民工工資待遇也許可以慢慢增長起來，不至于到現在這么被動。

周立太維權本可以成為深圳向追求社會公平轉型的一個契機，但深圳對這個機遇的扼殺，不僅使其后來的改革沒有意義，甚至也沒有了方向。2004年李鴻忠主政以來深圳提出“效益深圳”的口號，其實與以前的速度深圳在本質上沒有太大差別。然而，在經濟領域的“效率優先”已經走到了極限，沒有其他領域的改革相配合，已經難以進一步深入了。

五

目前深圳已經具備一定的良好的產業基礎，高新技術產業也已經成氣候，產業轉型升級的壓力較珠三角其他地區要小，但是曾經擁有的兩大優勢正在喪失。

一是人才優勢。十幾年來深圳不僅農民工工資增長緩慢，深圳白領階層的工資還呈負增長，2000年時深圳還可以稱是全國白領收入最高的城市，但現在已經不能與北京、上海相比。與此同時，深圳房價一直高企，高房價的人才擠出效應已經出現，2007年廣州媒體《深圳，你拋棄誰》的報道就反映了深圳白領打工者的去留選擇。

第二個正在喪失的優勢是深圳高端服務業的流失。2009年在海南宣布建設國際旅游島之際，一直在深圳舉辦的觀瀾湖高爾夫國際賽事移師海南，而在此前海南也開始舉辦帆船賽等國際賽事。這些運動都是在深圳率先發展起來的，但現在海南借旅游島的東風，后來居上。

在深圳找不到機會，就向深圳之外發展，這是市場內生力量的本能選擇。有人說這是轉移，有人說這是擴張，也有人說這是復制，以不同的視角來觀察就會有不一樣的結論。雖然處于新一輪改革的門口，但是在短期（兩三年）內深圳的外在推力與內生動力都還會糾結在一起，而當我們把目光放得更長遠時，希望可以聽到他們的共鳴聲。這是深圳未來的希望所在。

（作者2002年以“我為伊狂”為名發表的網文《深圳，你被誰拋棄》，引起轟動?，F任職于香港《亞洲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