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英子先生是著名老報人，又以雜文聞名。辦報與寫雜文，在某種環境下，都要冒相當風險。因此，這位經歷過不同時代、辦了一輩子報、寫了一輩子雜文的老人的 “個人史”，又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新聞、文化界的歷史。

一

1915年，他出生在江蘇省一戶貧窮人家，因為家境貧寒，小學未讀完就到商店學徒。17歲時，他已是一家南貨店小店員，但對寫作深感興趣，看到家鄉小鎮有人新辦一份小報《昆南報》招聘記者，于是寫稿寄去應征，幾天后就被錄用，開始進入報界。當時辦報自由，沒有審批，只要登記即可，江南富庶，人文鼎盛，辦報者頗眾，如昆山縣有位陳某，殊愛辦報，但資金有限，只能一人辦一份 《精報》，為四開一張的五日刊，馮也向其投稿。如此環境，報業自然發達，小小昆山縣就有大大小小報紙許多份，競爭激烈，此伏彼起，蓬蓬勃勃，為馮英子這類報人提供了施展身手的廣闊空間。在不長的時間內，馮英子就從 “小報”走入 “大報”，從昆山縣走到蘇州市。

報紙是反映公眾輿論之公器，是公共領域的重要平臺，與個人尤其與權勢者往往會有利害沖突。馮英子踏入報界不久，就幾次身陷這種沖突。這些經歷，頗能反映當時的公權力與公眾輿論的關系。

到報社不久，他聽說昆山縣縣長以500大洋，將一個到昆山演出的戲班子女主角納為小星， “這本是國民黨官僚們常見之事”，但他那時 “年紀輕，見識少，滿腦子的正義感”，就在報上揭露此事?？h長大為不滿，但既不能封報，又不能公開對付他，據說要派手下偵緝隊暗害他。得到消息，他忙跑到離昆山不遠的同里母親家躲起來，兩個月后縣長調走，始回報社。

一波剛平，一波又起。新縣長上任，換了新警察局長吳某。1933年底的一天，警察下鄉抓賭，與農民沖突，沒想到因警力不夠反死一警察。第二天，警察局派大量警察下去，抓了不少無辜農民嚴刑拷打。年僅18歲的馮英子聞訊大怒，不僅在報上詳報此事，還發短評說要警察就是為了保衛我們的安全，現在警察這個樣子，要警察干什么？新聞和評論見報后，吳姓警察局長大為光火，但無奈報道的是事實，又抓不到馮的其他把柄，只得暗記心間，尋隙報復。半個月后，馮英子報道了地方武裝保安隊換防的消息，警察局便以 “泄露軍事秘密”為由將他抓進偵緝隊。三四天后，開始對他的審理，當時縣一級沒有機構，只有一個承審員做審理工作。他辯護說，自己不是軍人，不可能泄露軍機。他與承審員兩人一番唇槍舌劍之后，又被軟禁起來。他未通知家人，報社也未派人看他，但他心里卻很平靜，并不害怕，相信上任縣長都不敢對他怎樣，現任警察局長更不敢拿他怎樣。果然，軟禁26天后，警察局長就找他，客氣地說縣長要見他。在警察局長陪同下，他來到縣長辦公室，縣長也客氣地要他坐下，說很欣賞他的才華，但泄露軍機還是不對，希望今后合作。馮英子則把自己對承審員說的話再說一遍，拒不認錯。哪知縣長也不多辯，仍客氣地說： “就算你對，我們也應當合作呀?！苯又炀珠L送他出去，他回到偵緝隊拿上自己用品，大大方方地走了。不料幾天后，昆山縣政府送來通知，要罰報社300元。當時300元是相當大一筆錢，報社辦印刷廠也只花300元。于是，報社向江蘇省政府提出訴愿，要求省政府干預；同時馮英子向法院提出控告，控告警察局長彭某瀆職。此事后來沒有下文，不了了之。昆山縣政府未向報社要罰款，但警察局長也未被免職 （馮英子： 《勁草：馮英子自傳》，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18－27頁）。

這兩個 “事件”使馮英子在昆山縣名聲大振，被人稱為“火種”，昆山方言就是 “肇禍的坯子”的意思。不久，馮英子就離開昆山，來到蘇州。

蘇州報業更加發達，馮英子更是如魚得水。這時，日本加緊侵華步驟，馮英子積極參加各種抗日活動。1936年底到1937年夏，抗日 “七君子”在設于蘇州的江蘇高等法院開庭審訊，馮英子積極采訪，并為其他報紙撰寫報道。在報道“七君子”事件中，他認識了《大公報》著名記者彭子岡等人，也開始投入以抗日救亡為主要內容的政治活動中去?？箲鸨l后，他申請成為戰地記者，多次在前線采訪將士，發出許多戰事報道。

在抗日戰爭中，他追隨范長江，成為 《大公報》戰地通訊記者，開始為共產黨所吸引，并在范的介紹下擔任了由范掌握的中共外圍組織 “中國青年新聞記者學會”的組織總干事?？箲鹌陂g，他活躍于報界，在不少報社任職，自己也創辦過幾張報紙，配合共產黨與國民黨斗爭?？箲饎倮?，他在采訪報道日本投降的受降式后來到了南京。他本想到共產黨蘇北根據地，但范長江指示他留在南京報界，更有利于配合共產黨的斗爭，不到萬不得已，不要輕易放棄這個陣地。

1949年初，淮海戰役剛剛結束，馮英子奉命離開大陸，來到香港準備加入共產黨掌握的 《文匯報》。但到港后才知道報社內部情況復雜，夏衍也勸他不要急于到 《文匯報》去，于是他開始為 《大公報》寫軍事評論，專評大陸戰局。不久，他認為香港左派報紙太少，于1949年5月底在共產黨的支持下創辦了 《周末報》，他擔任總經理兼總編輯，專門介紹、宣傳解放軍的勝利和共產黨的政策。 《周末報》迅速打開局面，發行量迅速增加。他的辦報才干引起共產黨注意，在共產黨力請下，他還是出任了香港《文匯報》總編輯，同時仍兼辦《周末報》。

但是，他在 《文匯報》的工作非常不順利。他是報社的“新人”，又不是共產黨員，卻擔任總編輯，因此一些人想盡辦法給他這個總編輯 “顏色看”，他終于明白許多小動作是“對著我”。這種內耗使他心力交瘁，多次寫信給范長江，要求回內地。但范回信大大批評了他不安心工作的態度，說他在香港負責兩個報紙不也是革命工作嗎？由于范的批評勸說，他勉為其難堅持下去。然而幾個月后，他為內耗筋疲力盡，再提辭職，此時組織上也找到了合適人選，遂同意他辭去香港 《文匯報》之職，專管 《周末報》。辭去總編后，他得了一年多、百藥罔效的失眠癥頓時而愈。他詳述了這一段經歷、內耗的種種伎倆后，深有感受地說：“我在 《文匯報》的一年多日子里，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的那些日子”， “宣傳新中國成立的意義，宣傳中國共產黨的政策，就成為我們的主要任務”。但是， “這一年多的時間內，既要防備國民黨的迫害，當時國民黨特務在香港的活動非常猖獗；又要應付自己內部的矛盾，我不知道他們在什么地方為我設下陷阱，一不小心就粉身碎骨，也不知道他們用什么辦法來拆我的臺，使你不明不白地倒下去”。所以，他確感 “最最難于應付的，倒是我們自己的 ‘內耗’”（同上，第318－335頁）。

由于專心只辦 《周末報》，所以報紙發展迅速。但是，“組織上”對報紙布局通盤考慮，最后決定 《周末報》遷回大陸，在廣州辦報。1952年3月，他與報社同仁回到廣州，一到廣州，他就被告知，先期回廣州的報社營業部主任昨天自殺，因在 “三反”運動中被加上許多莫須有的罪名，一時想不開跳樓身亡。 “一個幾十人的報社，也逼死了人，當時形勢的嚴峻，可想而知?！?（同上，第343頁）由于他回國稍晚，沒趕上 “思想改造運動”，此時 “三反”已經開始，他們這些人都參加 “含有三反內容的思想改造運動”， “思想改造”與 “三反”合二為一，哪一課都不能缺。這時他才知道，自己也被懷疑貪污公款，領導一直在暗中審查他。 “經過這次運動，一個最突出的現象是一個團結合作、共同奮斗的集體，忽然變成了一個四分五裂、互不服帖的場所”， “當時在香港那種兄弟般的友誼，那種同甘共苦，不出怨言，全心全意為工作的作風，一到運動中，卻煙消云散，不知哪里去了”，大家都 “你把眼睛盯著我，我把眼睛盯著你” （同上，第346－349頁）。一返內地，他就開始領教 “運動”的滋味了。

“運動”半年后，上級決定 《周末報》停辦，曾經的香港 《文匯報》總編輯、 《周末報》馮英子奉調到上海 《新聞日報》當一個小小的秘書，而且是工作不多的秘書，實際上是把他“養起來”。直到 “文革”后，一位當時的領導才告訴他，因為他從香港回來的時候，有人在他的檔案中塞了 “材料”，所以才如此降級安排。當然，他永遠不知道是什么人、在他檔案中塞了什么樣的 “材料”。許多情況下，這種 “背靠背”的檔案材料將影響人的一生。

《新聞日報》是當時上海的大報之一，但作為一個過去的 “老報人”，他對報社的一些做法頗不適應。他說，當時的報紙頭條往往是以新華社的稿子為主，而且還有個特點，即對重大稿件，各報要統一口徑，所以上海的 《解放日報》、 《文匯報》和 《新聞日報》每天輪流同 《人民日報》通電話，問清一版的頭條是什么內容，再分頭轉告，互相傳遞，與 《人民日報》基本一致。而且，“長江三角洲上的有些報紙，也紛紛打電話到上海來訊問，因此，報不管大小，每天的面孔幾乎是差不多的，這樣做編輯，說容易實在容易，因為你這時已不必是一個腦力勞動者了?！?P>（同上，第365頁）

這時期是中國報業自近代誕生以來發生本質性轉變的重要時刻。此前，有大量的私營報紙，如前所述，一個小小昆山縣就有多家民營報紙，不必說蘇州，更不必說大上海了，甚至可用 “報館林立”來形容。但1949年后，開始整頓報業，民營報紙銳減，到1952年底，已經為數不多的私營報紙開始“公私合營”，到1953年已基本完成這種 “改造”，后來又逐漸退還私股。報業的 “社會主義改造”明顯早于其他行業，表明執政者對報業的高度重視。此時， “新聞事業”被明確定義為 “黨的新聞事業”。 “老報人”必須適應 “新特點”。

二

由于人事變動， 《新聞日報》編輯缺人，馮英子的編輯才能得到重視，又被調到編輯部。不久，原來編輯組長因“政治問題”去職，他又當上編輯組長，負責夜班工作。

在反右中，以 《文匯報》為代表的上海新聞界是 “重點”， 《新聞日報》也是疾風暴雨，報社人數不多，卻有十幾人被打成右派。馮英子先生素不喜歡激烈言辭，一些過于激烈的批評言辭或被他放在不重要的版面，或者干脆不登。如編輯部收到新華社發的人民大學一位教師的批評言論，一位編輯看了大聲叫好，而且新華社通稿各報社可以轉登。但他認為言辭過于激烈，反對登此通稿。所以在不久開始的 “反右”運動中，他不但 “幸免于難”，在運動即將結束時反受重用，被任命為編委，這倒是他始料不及的。 “反右”之后，各項運動不斷滾滾而來。首先是 “交心運動”，要求每人把心中最不純潔、最陰暗的思想寫成大字報貼出來，表示對黨忠誠，陰暗思想挖得越深越好，實在找不出，也挖空心思地去造，全社職工短短時間就寫出4000多張大字報；然后是 “大煉鋼鐵”運動，不僅報紙要吹每天煉了多少鋼鐵，而且報社也要大家自己動手，興建平爐，建反射爐，把報社二樓扶梯上的鐵門也拆下來投入煉鋼，變成廢鐵；緊接著又提倡養豬，報社把五層樓上的廁所改成豬圈，把豬用電梯送到五樓 （同上，第366－371頁）。

幾番 “運動”之后，各方元氣大傷，1960年5月組織決定 《新聞日報》停辦，并入《解放日報》，非中共黨員的馮英子則被分配到 《新民晚報》。到新報社后，他也未被分配具體工作，打打雜，有時領導要他出去跑跑，散散心，不寫稿。有次要他隨記者采訪市政府慰問當地駐軍，明確他無寫稿任務，只是要他去 “玩玩”。大概是駐軍首長看他年長，且與他談得投機，以為他是 “老干部”，非要他上主席臺。他明白自己并無資格上主席臺，上臺后就跑到后臺。不想報社同行者有人向領導打小報告，說他冒充高干吵著要上主席臺，結果被貼大字報。還有一次他到海島訪問，因為風大小船無法航行，正好有一條機帆船回上海，他就搭船先走，也被人向領導打小報告說他 “怕吃苦”，也被貼大字報。他深有所感地說： “這時我才真正體會到，原來一個人的一行一動，都在群眾的監督之下，而群眾的‘覺悟’之高，也常常是出人意料之外的?！?（同上，第385頁）

由于長期無 “正事”可做，1964年夏到1965年8月，他作為 “民盟”成員被送到北京有 “民主黨派黨?！敝Q的“中央社會主義學院”政治學習一年，此時已有 “山雨欲來風滿樓”之感。1965年8月，他剛結束學習回到上海，就又被派去參加由中共上海市委統戰部主辦的一個在南匯辦的 “開門學習班”。這個學習班學員都是上海民主黨派、無黨派的文化人，他所在的小組有上海音樂學院教授、民樂系主任沈知白，上海音樂學院教授、著名二胡演奏家陸修棠。陸也是昆山人，因此他與陸頗有他鄉遇故知之感。學習班辦在南匯惠通鎮鎮郊一個中學校舍內，校舍邊上有一條水清見底、蜿蜒曲折的小河，在上海很難見到，幾乎每天中午陸修棠都要拉他到河邊散步，還帶了一架照相機，兩人相互拍照。陸還告訴他，他譜過一個名叫 《白馬之戀》的曲子，因為他的夫人名肖馬，所以曲子是寫他夫人的。1966年春， “文革”已經開始，學習班即告結束。兩三個月后， “文革”進入高潮，陸修棠作為 “反動權威”受到殘酷迫害， 《白馬之戀》被說成是 “懷念白崇禧”、 “是在等待臺灣的反攻”，最后陸不堪凌辱，專門來到南匯這條清澈見底的小河求得解脫。兩年后，沈知白先生也被誣為 “美國特務”受到嚴酷迫害自殺身亡。

以馮先生在1949年之前復雜曲折、尤其是曾在香港辦報的經歷， “文革”一開始自然就成為第一批 “牛鬼蛇神”，被關 “牛棚”，人多次被打、家多次被抄……他在書中細述個人遭遇的同時，也對報社的 “文革”歷史、他人的經歷作了更細致的描述。比如報社黨組書記、總編束紉秋曾發過 《文匯報》總編陳虞孫的一篇雜文《鐘馗捉鬼》的雜文，文中有“四個毛賊”字樣，被說成是攻擊毛主席的 “罪證”，陳被 《文匯報》打倒，束也被 《新民晚報》打倒。當時報社的全部工作人員共219人，被 “揪出來”的就有71人，占三分之一。他還談到一些原本只專注自己家柴米油鹽、日常生活的普通街道家庭婦女的變化，記下了她們作惡的種種細節。其實，許許多多 “作惡者”，原本都是善良的、具有常識常理的普通人，為何一個個突然變得如此兇惡，確值得深思。

“文革”結束，馮英子以更多的精力、更大的熱情來寫雜文。對從 “新聞”到 “雜文”的轉向，他坦率地寫下了自己的心路歷程： “至于雜文，解放以后幾乎是不敢去碰它的，因為魯迅說過 ‘雜文與時弊俱滅’，難道解放后還有什么 ‘時弊’嗎？經過了 ‘左’傾錯誤長時期的折騰，經過了那場十年動亂，人們痛定思痛，才真正發現我們這個從舊社會蛻變過來的社會，還受著舊的影響，資本主義的影響，封建主義的影響；而且 ‘時弊’也不曾隨著舊社會同時滅亡，在某些地方，看來還很有一點市場。特別是十年動亂的流風余韻，積重難返，在撫摸著傷口的時候，想到撞鐘伐鼓的重要，于是我開始學寫雜文了”， “我不是什么戰士，決然沒有 ‘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的 ‘猛志’，我寫雜文，也不過想提醒一下：盡管日月經天，無所不照，但太陽的自身既有黑子，地球上因地物、地貌的影響，也有太陽照不到的死角，人們在鶯歌燕舞之時，也不要忘掉那些洼洼坑坑” （馮英子： 《移山集·前言》，上海文世出版社，1984年版）。

寫雜文揭諷時弊，也有風險，他也時不時為自己惹了一些麻煩。最嚴重的一次，竟然驚動了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1981年， 《解放日報》約他寫雜文，他寫了篇 《要有一點移山精神》的雜文，對一些時弊提出批評，在7月21日的該報發表。沒想到兩個月后，就是簽發這篇文章的 《解放日報》副總編輯卻用 “振千”筆名寫了一篇對他無限上綱、迎頭痛擊的雜文，題目是 《也要移一移》，發表在9月12日出版的《解放日報》，指責他的思想、立場有問題，是 “舊文人”的“殘余”，應該好好地移一移。從約他寫雜文，到對他大張撻伐，前后不過兩月光景，風向卻突然一變。原來， “那時正是思想工作會議開過之后，一片反右之聲，有的地方已準備拋出一批人來，大有 ‘文革’前夜之勢” （《勁草：馮英子自傳》，第460頁）。一時間，大家都為他捏一把汗。

但是，人民出版社社長曾彥修看到 “振千”文章后，大為激動，在9月16日給周揚寫了封長信，為馮英子辯護，同進附上這兩篇文章，請周轉給王任重、習仲勛、胡喬木、胡耀邦等中央領導， “希望他們能注意及此”。這封信寫得慷慨激昂，擲地有聲。他寫道：“我把二文找來反復看了幾遍，始終看不出馮文有什么錯誤 (個別字句當然可以修飾得更平穩些)，而批判他的那篇 ‘文章’，真可 ‘嘆為觀止’了。欲加之罪，何患無詞，不是上綱太高，而是無中生有，捏造罪名。 ‘該文’已到了不知羞恥的程度，硬把家丑當珍寶”。 “如此 ‘貫徹’中央思想座談會議精神，實在值得注意。這不是比 ‘反右’時抓辮子還厲害嗎？有人想大搞反右派，大搞文字獄，此文及此文得以發表，原在意料中事”， “馮君自青年追隨黨四十余年，對黨一片赤忱”，對 “如此可靠的黨的老朋友，保護愛惜之不暇，何能邃作此種誣告與毀謗?？磥碛械娜擞质职W了，不打倒一大批好人，有些野心家如何能得勢”?！斑@不是一件小事，堂堂上海，竟然如此，其他地方，又將如何？”最后，曾彥修表明了自己的擔當： “我如果也屬于 ‘自由化’傾向代表人物之一，很簡單，我即日起即可辭去一切職務，專心讀讀書最好了?！敝軗P在10月13日 “照轉”了這封信。兩天后，胡耀邦即在馮英子文章上批示： “我看沒有什么問題，至少沒有什么大問題?！痹谡袂恼律吓荆?“不必作一些聯想的論證，看來話厲害一點?！痹谠鴱┬扌派吓o中宣部和上海市委宣傳部負責人道： “上海是國內外矚目之地，對于思想文藝批評要特別慎重?！?（蘇應奎：《胡耀邦為一篇雜文批示》， 《世紀》2001年第3期）

由于胡耀邦的干預，對馮的批判遂告中止， “移山風波”總算平息。認真想想，此事實屬偶然，是馮英子先生的幸運。如果不是曾彥修打抱不平、且有關系能將信遞與中央領導，引起思想開明、作風民主的胡耀邦的注意并作批示，馮氏很可能就是 “不是運動的運動”中的 “典型”了。其他一些人，或者說多數人就無此幸運了。領導人批示往往只能針對一人一事，只有制度才能平等地針對、保護、惠及所有人。制度，確比人更重要。

“文革”中在干校勞改養豬時，馮英子先生看到豬圈旁的池塘種養許多水葫蘆作為豬飼料，一時詩興大發，填有一闋 《臨江仙》，中有 “羞與桃李爭春光。傲對烈日炎陽”之句。這，也可作為2009年8月以95高齡去世的馮先生一生的寫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