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約翰·肯尼斯·加爾布雷斯從沒有掩飾過自己對索爾斯坦·凡勃倫的喜愛。他曾在一篇名為 《凡勃倫其人其事》的短文中講到：“在大蕭條那樣的黯淡歲月里，沒有一個人能夠理智地對待當時的社會制度，而凡勃倫卻是例外?！?P>“理智地對待當時的社會制度”和恰如其分的描述與理解“我們時代的生活”（后者是加爾布雷斯自傳的名稱），正是加爾布雷斯希望自己能夠完成的工作。不過，對于一位長壽者而言，加爾布雷斯的“當時”和“我們時代”都有些漫長，他整整活了98歲，目睹了彼得·德魯克所言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的“最后的美好世界”，經歷過1929年開始的大蕭條，親身參與了政府對經濟危機的拯救，是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戰爭的親歷者，體驗過復興與繁榮，感受過人類的數次瘋狂，也看到了了新世紀的曙光、希望和失落。

加爾布雷斯對凡勃倫自有特殊情感，不僅是因為加爾布雷斯認為凡勃倫是美國極個別真正具有原創性和影響力的經濟學家，也不僅僅是因為他們都出身于農場家庭，加爾布雷斯的寫作風格和他被學術界對待的態度也同凡勃倫相近。他的傳記作者理查德·帕克在評價凡勃倫的 《有閑階級論》時說：“這本書，部分是經濟學，部分是社會學，部分是歷史，還有部分是文化人類學?！奔訝柌祭姿棺约簞t說：“《有閑階級論》剛出版，就絕妙地把學術地位受人尊敬的學者與有自己思想或對別人思想做出反應的人士區分開來。有一位大人物說道，這是一本業余愛好者寫的書，它會敗壞社會學在‘嚴謹、科學的思想家’心目中的聲譽?！?P>這兩種評價正是加爾布雷斯在自己的學術生涯中不斷碰到的問題。加爾布雷斯本人正是有趣的同謀，他稱：“經濟學有可能是一種相當枯燥的專業，而社會學有時候更加糟糕。有時候，教授這些學科的人也令人覺得乏味。這兩個學科令人覺得乏味的一個原因就是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都認為應該盡可能機械地對待一切涉及到人的問題，這才是科學。而事實上……如果人被賦予了靈氣，就像凡勃倫所認為的那樣，那么就應該讓他發光，而不是被抹煞?！辟潛P者稱贊他風趣優美的文筆、面向大眾的打破專業壁壘的寫作以及超越傳統學科界限的視野，批評者則稱他是一位不嚴謹的經濟學家和對公眾有蠱惑力的二流學者，遲早要被遺忘。一些人認為他的地位和受歡迎程度是一種遲早會破滅的泡沫，就像加爾布雷斯總是批評的虛假繁榮一樣，另外一些人，比如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阿馬蒂亞·森則說：“加爾布雷斯仍然沒有得到足夠的贊美?！?971年，加爾布雷斯獲得了美國經濟學協會會長的提名，但是卻再一次遭遇了凡勃倫陰影。包括米爾頓·弗里德曼在內的經濟學家們反對加爾布雷斯當選，理由是，凡勃倫就從來沒有當選過美國經濟學協會會長——從效果來看，反對似乎不太有效，因為加爾布雷斯最終還是當選了。

不過，不同于凡勃倫一生落寞，在加爾布雷斯一生的大多數時間內，名聲就像光下的影子一樣忠實地追隨著他。

《有閑階級論》這本到今天仍然在不斷為人閱讀和談論的著作，在它剛剛被完成，送交給出版商時，出版商要求作者提供擔保才能出版。凡勃倫的才華也只是被為數不多的幾個人注意到。他在學院并不受歡迎，這也在情理之中，因為凡勃倫和那些學校中的教授純粹是兩個物種；但是學生也不惦記他，有一個學期只有三個學生聽他的課到最后，到了1920年代中期，也就是加爾布雷斯求學期間，凡勃倫已經變得“衰老、沉默、貧困潦倒、精力不濟”，最后于1929年，也就是大蕭條開始時在加州去世。

加爾布雷斯卻是數位總統的座上之客，曾經一度苦惱于該如何處理權力和自己的寫作之間的關系；他是超過40本書的作者，其中很多書都在暢銷書榜單上徘徊過，更有一些書直到今天仍然被人閱讀，并且時不時重新暢銷，最顯著的例子是他描寫大蕭條的小冊子《1929年大崩盤》，每次只要出現新的危機，這本書都會被人重新提及，也會被書店重新擺放到顯著的位置；他曾經在三所著名大學教授經濟學，也曾經擔任美國經濟學協會會長；大多數時間內，媒體記者們熱衷于追逐他的言論，而他也頗樂在其中，1987年秋天股市崩盤時，一個年輕的《泰晤士報》記者訪問過他對危機的看法之后，順口問了一句加爾布雷斯，問他是否接受過其他人的采訪，加爾布雷斯笑著說：“老天！電話一直在響！上星期的某一天，我先是被《紐約時報》采訪了兩次，然后是《波士頓環球報》的采訪，隨后是《波士頓先鋒報》的采訪，再然后是《華盛頓郵報》的采訪和《費城問詢報》的采訪，《邁阿密先驅報》緊隨其后，《丹佛郵報》和《洛杉磯時報》也各采訪了我一次，《華爾街日報》采訪了我兩次，我還接受了一家日本報社的采訪，但把它的名字忘了?！边M入漫長的老年之后，他的每一次生日宴會都是一場盛大的晚宴，到場者有大學校長、知名經濟學家、政治家和大使、作家和歷史學家，以及一些重要報刊如《大西洋月刊》和《外交季刊》的編輯們。

二

因此，他總是被人同另一名經濟學家約翰·梅納德·凱恩斯相聯系，因為他們兩人都是如此的受歡迎，如此熱衷于對現實世界產生影響，并且在某種程度上也真的影響了現實世界的政治和經濟。

凱恩斯的生活對很多雄心勃勃的年輕人產生了吸引力，按照凱恩斯在經濟學上的敵人哈耶克的描述，“（凱恩斯）能夠同時做無數的事情：教經濟學，組織芭蕾舞演出，搞金融投機，收藏繪畫，開辦投資信托公司，為劍橋學院籌集資金；他還是一家保險公司的董事，實際經營著劍橋藝術劇院，親臨劇院關心旅館提供的食物和酒水這些細節問題”，哈耶克沒說到的還有，凱恩斯同時還關心文學的最新進展，戰爭的經濟后果，以及如何讓世界經濟體系免于再一次蕭條的打擊。加爾布雷斯的傳記作者理查德·帕克說：“到20世紀50年代，他終于作出選擇，凱恩斯的生活就是他的選擇。他效仿前者，利用媒體和廣大受眾，針對國內外宏觀經濟政策及美國與世界的未來，寫出通俗著作，而不是僅限于小圈子的學術著作?！?P>凱恩斯對加爾布雷斯的吸引要比理查德·帕克所說的作出選擇時要早得多。從1936年底開始，28歲的加爾布雷斯就已經和他的年輕同事們在哈佛大學熱烈的討論凱恩斯主義。那時，凱恩斯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剛剛出版——針對此書，凱恩斯在寫給作家蕭伯納的信中說：“我將寫本有關經濟理論的書，它將在未來十年革命性地改變世界對經濟問題的看法”。加爾布雷斯在一篇描寫凱恩斯的文章中回憶：“1930年代末，哈佛大學有一大批青年經濟學者……在他們這個年齡上，他們自然對自己改變這個世界的能力充滿自信，并且相信自己不同于比較不幸的幾代人，要創造機會來改變世界……白天，課堂上仍然在講授傳統經濟學，可是一到晚上，從1936年開始差不多每個晚上，幾乎哈佛大學經濟學團體的每一個成員都在討論凱恩斯?！?P>對于從加拿大農場來到哈佛研究農業經濟學的加爾布雷斯來說，凱恩斯學說的出現無異于一場革命，“它阻止了馬克思主義在發達國家的傳播，并且創造了前所未有的經濟業績，還使那些身居要職的人名譽掃地，蒙受羞辱”。毫不奇怪這位農民的孩子瞬間被這種新的經濟學折服，為此他甚至策劃了一場到劍橋大學的朝圣之旅，盡管讓人遺憾的是，當他到了劍橋時，凱恩斯由于身體原因已經暫時離去。

三

加爾布雷斯的公共生活盡管豐富，但卻可以被鮮明地分成兩塊。其中一塊是他曾經積極參與的喧囂的政治生活；另一塊則是相對安靜的沉浸于書齋內的著書立說。在加爾布雷斯早期的公職之中，最突出的兩個職務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物價管理局和經濟安全政策辦公室的任職；當然，他也是羅斯?？偨y的演講寫作班子中的一員，每次羅斯?？偨y發表廣播講話時，他和他的同事們都會聚集到收音機旁，想聽聽其中有多少是他們的手筆。

直到晚年，當有訪問者問到他認為自己在過去的歲月中所取得的最大成就時，他仍然回答說：“最大的成就是建立和管理了二戰時期經濟政策的至關重要的中心。我當時是物價管理局的副局長，管理了一段時間的物價。我們曾有過一段沒有通貨膨脹卻充滿沖突和混亂的時期，現在沒人記得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物價在一年之內翻了一倍，這就是二戰時縈繞在人們心中的恐懼。我想我可以聲稱自己的管理 （在穩定物價上）起了主要的作用?！痹趦煞萋殑罩g，他還做過《財富》雜志的編輯。后來亨利·盧斯帶著炫耀的口吻對約翰·肯尼迪總統說：“是我教的加爾布雷斯寫作。對此我從未后悔過?！痹谖飪r管理局工作期間，他的職責是抑制戰時極容易發生混亂的物價；戰后作為政府官員參與戰略轟炸調查中，他執意打破了軍方和民間一廂情愿相信的成功戰略轟炸說，他的調查結果說明，所謂戰略轟炸只是給平民帶來傷害，而對戰爭結果沒有幫助——后來在越戰中也是如此；在《財富》任職期間，他則是亨利·盧斯提出的“美國世紀”的支持者，與此同時，他利用《財富》的平臺在美國推廣凱恩斯主義。

羅斯?？偨y逝世之后，在總統競選中，他選擇支持斯蒂文森，他為總統競選出謀劃策，并且為斯蒂文森撰寫講稿。斯蒂文森的失敗給他帶來的痛苦，只有當他的另一位崇拜者約翰·肯尼迪成為總統之后才得以彌合?？夏岬鲜羌訝柌祭姿箤W說的信奉者，也是他在哈佛大學時的學生。在肯尼迪出任總統之后，就有人問這位年輕的總統，加爾布雷斯受歡迎但也受爭議的著作《豐裕社會》中的觀點是否會反映在總統的經濟政策中?？夏岬峡紤]任命加爾布雷斯為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但是加爾布雷斯拒絕了。此前為白宮工作的經驗讓他明白，身居高位的同時也必然要忍受權力的弊端，那種挫敗感他此前已經體會過。后來，他自己解釋道：“我現在不想每天都與大部分相同的人坐在相同的橡木桌子旁討論相同的問題，況且并不是所有人都是我希望見到的?！焙芫弥八驼J識到，身為一名作家和知識分子，獲得權力和影響力的同時，就必須為此支付出相應的代價，比如說，自由。

他唯一接受的職務是駐印度大使。在印度任職期間，他成為了尼赫魯的好友，并且在尼赫魯訪問美國時，將尼赫魯介紹給肯尼迪總統。即便是大使這個職務也帶給他不少煩惱。因為他尷尬的發現，由于他和尼赫魯以及一些印度政治家的友好關系，他相當于扮演著一個 “隱蔽而有實質影響的印度政府顧問”角色，但是同時，美國駐印度大使的身份卻讓他必須要以美國利益為優先考慮。當中國和印度在邊境發生沖突時，這種尷尬身份讓他徹夜難眠，他感受到的壓力是如此之大，以至于他每天都要服用鎮靜劑才能入睡。后來，當他卸任印度大使之后，曾有機會得到美國駐蘇聯大使的職務，但卻被他拒絕了。加爾布雷斯終于受夠了政治。

林登·約翰遜總統和尼克松總統都試圖曾經接近加爾布雷斯，但卻最終發現這位影響力巨大的作家和經濟學家始終同他們格格不入?！凹訝柌祭姿沟膯栴}在于，他認為來自學術界的精英可以成為國家的救世主”，一位約翰遜政府的官員對記者諷刺加爾布雷斯道。尼克松則對自己的助手憤怒地說：“這真是諷刺，竟然生出像加爾布雷斯和肯尼迪 （指愛德華·肯尼迪，肯尼迪總統的弟弟）這樣的雜種，到處亂爬?！焙翢o疑問，加爾布雷斯也不欣賞里根和布什。直到年輕的克林頓出任總統之后，白宮和加爾布雷斯的關系才得以緩解?？肆诸D總統主動提出要同加爾布雷斯合作一本書，但是加爾布雷斯考慮再三之后還是拒絕了，盡管他頗為欣賞這位年輕的總統。他將克林頓同肯尼迪比較：“他們兩人共同具有的最偉大的一面，就是他們代表了新一代領導人上臺。他將吸引一批新的熱心人士前往華盛頓。這些人視政府為一個機會，而不是一種負擔?！痹谶@里他指的是曾經圍繞在肯尼迪總統周圍的出類拔萃的一代，其中就包括他和他的朋友、歷史學家小阿瑟·施萊辛格。

四

和大多數借口忙碌而疏于寫作的公眾人物不同，也和大部分執著于相對輕松的專業學術工作的學者和教授們不同，加爾布雷斯一直都是一個不知疲倦的表達者。他出版過將近50本著作；與此同時還是一個勤奮的書評文章和時事評論的撰稿人。他總是樂于跟公眾分享自己的觀念，同時內心還潛藏著想要去影響公眾的雄心。無論是在大學內擔任教授經濟學的教授，還是在為一位總統工作，或者在印度出任大使，同時做印度政府的顧問和美國外交利益的照顧者。

他曾經在《財富》雜志為亨利·盧斯工作了兩年，其間他對凱恩斯主義在美國的傳播不遺余力。隨后在返回哈佛大學任教之后，加爾布雷斯出版了自己第一部產生了廣泛影響的著作《美國資本主義》。這是他的第三本書，也是他寫作的轉折點，“這本書的成功，使加爾布雷斯得以超越純學術圈子?！睹绹Y本主義》就如一把彈弓，把加爾布雷斯彈出了大學生活與專業經濟學領域的引力之外”，理查德·帕克說。

《美國資本主義》中提出的“抗衡力量”概念，可能是加爾布雷斯創造的新觀念和新名詞中最重要的之一。所謂“抗衡力量”，指的是當有一種經濟力量出現時，另外一種經濟力量就會以與之抗衡的性質發展起來。比如，當大公司作為一種強大的商業力量出現時，工會作為一種有組織的抗衡力量出現，對大公司形成了明顯的制約和抗衡作用；當一種大宗消費品的大生產商出現時，另一種經濟力量以大宗消費品銷售商的形式出現，與之抗衡，比如寶潔公司想提高它的洗發水的價錢，但是沃爾瑪卻作為相反的力量，意欲降低其價錢?？购饬α?，“努力在市場中建立起自己的權力。它是經濟進步的構成要素之一?！奔訝柌祭姿拐f。

他最有影響力的著作可能是接下來出版的《富裕社會》。這本書的一個結論，同時也是基本出發點是：“經濟學寫作和教學所潛移默化的態度和信念，仍拒絕與日新月異的世界接軌?！薄陡辉Ｉ鐣匪芯康膯栴}是在一個相對豐裕而不是貧困的社會中，國家和個人所面臨的問題。在這本書的開頭，加爾布雷斯即說，“窮人總是對自己的問題和解決之道有明確的看法：他沒有足夠的錢，因而需要更多的錢。富人可能假設或臆想更多各種各樣的問題，因而并不是很清楚這些問題的解決之道”，“國家和個人一樣，也是如此”。因此，有著“絕望的傳統”的經濟學，在解決比如已經進入富裕社會的美國這樣的社會的問題時，就會面臨不合時宜的危險?！敖洕鷮W認為不幸和失敗再正常不過。成功才需要解釋，至少是幸運的少數之外需要進行解釋?！?P>“富裕社會已經使陳舊的觀念腐敗過時了，”加爾布雷斯在《富裕社會》這本書寫到一半時說。這本書中提出的一個著名觀念是 “傳統智慧”的概念。這個概念后來擁有了廣泛的影響，并且以各種變體形式出現，比如在阿爾文·托夫勒的著作中也提到了這種傳統智慧的過時。

他在印度大使任期結束之后出版了《大使日記》。反對越南戰爭立場強硬的加爾布雷斯還出版過一本關于越南戰爭的小冊子《如何擺脫越南》。不過，真正影響深遠的是1967年出版的 《新工業國》和1988年出版的 《自滿的文化》。它們無一例外都超越了純粹的經濟學的范疇，更多的是一種對國家現狀的解讀和批評。至于《不確定的時代》，它是一系列為BBC制作的經濟觀念史紀錄片，也是一本同名暢銷書。無論是影片還是書，都展現出了加爾布雷斯的典型風格：風趣、尖銳、具備洞察力，是一本極佳經濟史入門之作?！?929年大崩盤》也備受歡迎。他出版的最后一本書則是2004年的 《我們這個時代的真相》，同樣是一個宏大的命題。

當加爾布雷斯在2006年逝世時，人們開始思索加爾布雷斯的遺產究竟為何物。毫無疑問，《富裕社會》、《不確定的年代》等作品還會被一代一代人繼續閱讀，正如保羅·薩繆爾森所言：“我們大多數諾貝獎獲得者的名字會被埋葬在腳注中，而加爾布雷斯仍會被記起與閱讀”；“傳統智慧”、“抗衡力量”、“消費者主權神話”這些名詞也會被不斷提及和討論。而其實更為重要的遺產是加爾布雷斯個人作為一名學者和知識分子所作出的表率：他總是主動選擇站立在主流觀念和既得利益者的對面，始終勇于發出自己的聲音，無論是年輕時，還是隨后已經享有盛名之時；他從沒有放棄去解釋和批評所生活的時代，而不是用一種陳詞濫調來糊弄了事；他沒有被公眾事務、權力和名聲淹沒，也沒有被學院的迂腐和專注淹沒，他是獨立的；他謀求公眾聲望，也為公眾寫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