產業升級成為時髦的概念，大家都在討論如何進行產業升級。具有濃厚學術色彩的“劉易斯拐點”也成為流行詞，大致是說，在工人不再無限供應的情況下，產業發展面臨一個新的轉型。

這些概念的流行背后是什么？將加速產業升級作為政策目標，客觀上為政府干預相關產業運作，提供了理論基礎，這可能是這個詞在當下成為熱議話題的重大背景。

首先需要厘清一個概念，中國的產業升級是否是一個 “需要解決的問題”。

無論是從何種視角入手，一個事實不容否定：中國改革開放30余年來一直處于工業化的過程。工業化這個典型的產業升級現象說明：中國的產業升級從來沒有停止過，并且由于中國工業化進程之快、范圍之廣，中國產業升級的速度在這30余年似乎不遜于任何其他國家?；蛟S可以斷言：在過去30年，中國是全球產業升級最快的國家。

那么，中國的產業升級為什么到現在就成為了一個問題呢？

回想起來，對中國產業升級的主要指責要在2002年下半年中國經濟最近一輪起飛之后。這一類的指責中，最初的強烈指責是若干行業產能過剩，或者說重復建設。

正是從這年開始，中國民營資本正式展開了新一輪的升級，即從輕工業資本，轉向重化工業。在已經獲得政策開放的重化工業領域，是這些資本進入的主要地點。當時民營資本的主要焦點是鋼鐵行業。

工業化進入到重型階段，是中國產業進一步升級的重要表現。此過程中，輕工產品要不斷實現擴大再生產，原材料、機器裝備、能源的需求猛增，包括要求與之配套的交通物流等公共設施需求等，重工化時代隨之來臨。這是中國工業重型化的大背景。此過程中也誕生了中國民營企業的世界500強——沙鋼集團。

不過，中國民營資本在重型化的過程中，遭遇了巨大阻力，相當一批重化工項目，因宏觀調控受挫。最初，產能過剩成為最主要的爭議焦點，這個爭議一直持續到現在。由于重化工業大都屬于高耗能產業，某些環節還會產生高污染，環保的爭議也隨之成為焦點。

這一輪很多重化工項目被打壓，在很多人看來是國有經濟與民間資本的利益沖突。在重化工領域，一直是國有資本主導，新資本的進入破壞了原有的生態圈，這個過程受到原有力量的制約和抑制。

即使如此，從工業重型化帶給中國經濟這一輪的高速、持續增長可以證明：這期間也是中國產業升級相當迅速的時期。從規模和增速來說，相較之前的10年，這一輪的產業升級范圍更廣、規模更大、速度更快、影響更深。

有關中國產業升級的爭議這一過程中也隨之變得更加激烈，到目前更是達到一個高點。對中國產業現狀所導致的問題的不滿，是新一輪產業升級過程中的相關爭議的基礎。中國經濟增長被指責為數量擴張型，以大量消耗資源、污染環境為代價，不具備可持續發展的基礎。不過，對中國產業現狀所導致的問題的不滿是一回事，針對這些不滿所采取的對策是另外一回事。

回顧整個中國產業升級的歷程，實際上是有清晰的線條可以描述。

改革開放之后，中國大體由一個半工業化社會起步，展開工業化進程。紡織品、彩電等一般消費品的大規模生產擴張，中國主要工業品生產也逐漸處在全球的前列。隨著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中國與全球產業鏈全面打通，并形成在全球產業分工中世界工廠的角色。此過程中，擴大再生產的不斷推進，生產資料需求被強勁拉升，由此中國展開了新一輪的重工業化進程并延續至今。

從這一輪宏觀調控中，很多政策不斷失效表明，中國的產業現狀的形成，是中國產業發展內生出來的。輕工業的蓬勃，基于中國的半工業化，而重化工業的崛起，則是基于龐大的輕工業的不斷擴張和發展。這些是任何其他力量也決定不了的。

從這個意義上說，在政策上給予中國產業升級的某種特定指向，可能會導致嚴重問題。因為產業升級的下一步，一定是基于當下的產業基礎是什么。遺憾的是，在中國產業升級的問題上，我們發現了太多的類似要一夜之間建成紫禁城的想法。比如說，中國工廠的管理問題：很多中國工廠面臨的最大問題是如何管理農民工，即如何組織這些沒有受到良好職業培訓的群體，能夠有效率地協作并完成工作，如果硬要拿目前商學院的那一套最前沿的管理理論來使用，可能這些工廠的管理要出大問題。這個時候，100年前泰羅的科學管理理論會更有優勢。

不過，無論基于何種目的，將加速產業升級作為政策目標，客觀上將為政府干預相關產業運作，提供了理論基礎。需要注意的是，這樣的理論基礎并非全然符合事實，且在這樣的理論基礎下，可以很容易衍生出各種各樣的產業政策，可能導致政府對于相關產業的過度干預。在產業升級問題上，恰恰這是最大的風險。

改革開放之后，中國產業高速升級的經驗說明，只要制度松綁，中國的產業發展就會基于原來的基礎迅速發展起來。從這個歷史經驗看，為民間資本提供更有競爭力的商業、社會和政治環境，是當局最應該做的事情。唯如此，中國才有可能內生出符合中國發展利益的最佳路徑。

產業升級是個偽問題

鄒衛國

476

2010-07-05

鄒衛國

　　產業升級成為時髦的概念，大家都在討論如何進行產業升級。具有濃厚學術色彩的“劉易斯拐點”也成為流行詞，大致是說，在工人不再無限供應的情況下，產業發展面臨一個新的轉型。

這些概念的流行背后是什么？將加速產業升級作為政策目標，客觀上為政府干預相關產業運作，提供了理論基礎，這可能是這個詞在當下成為熱議話題的重大背景。

首先需要厘清一個概念，中國的產業升級是否是一個 “需要解決的問題”。

無論是從何種視角入手，一個事實不容否定：中國改革開放30余年來一直處于工業化的過程。工業化這個典型的產業升級現象說明：中國的產業升級從來沒有停止過，并且由于中國工業化進程之快、范圍之廣，中國產業升級的速度在這30余年似乎不遜于任何其他國家?；蛟S可以斷言：在過去30年，中國是全球產業升級最快的國家。

那么，中國的產業升級為什么到現在就成為了一個問題呢？

回想起來，對中國產業升級的主要指責要在2002年下半年中國經濟最近一輪起飛之后。這一類的指責中，最初的強烈指責是若干行業產能過剩，或者說重復建設。

正是從這年開始，中國民營資本正式展開了新一輪的升級，即從輕工業資本，轉向重化工業。在已經獲得政策開放的重化工業領域，是這些資本進入的主要地點。當時民營資本的主要焦點是鋼鐵行業。

工業化進入到重型階段，是中國產業進一步升級的重要表現。此過程中，輕工產品要不斷實現擴大再生產，原材料、機器裝備、能源的需求猛增，包括要求與之配套的交通物流等公共設施需求等，重工化時代隨之來臨。這是中國工業重型化的大背景。此過程中也誕生了中國民營企業的世界500強——沙鋼集團。

不過，中國民營資本在重型化的過程中，遭遇了巨大阻力，相當一批重化工項目，因宏觀調控受挫。最初，產能過剩成為最主要的爭議焦點，這個爭議一直持續到現在。由于重化工業大都屬于高耗能產業，某些環節還會產生高污染，環保的爭議也隨之成為焦點。

這一輪很多重化工項目被打壓，在很多人看來是國有經濟與民間資本的利益沖突。在重化工領域，一直是國有資本主導，新資本的進入破壞了原有的生態圈，這個過程受到原有力量的制約和抑制。

即使如此，從工業重型化帶給中國經濟這一輪的高速、持續增長可以證明：這期間也是中國產業升級相當迅速的時期。從規模和增速來說，相較之前的10年，這一輪的產業升級范圍更廣、規模更大、速度更快、影響更深。

有關中國產業升級的爭議這一過程中也隨之變得更加激烈，到目前更是達到一個高點。對中國產業現狀所導致的問題的不滿，是新一輪產業升級過程中的相關爭議的基礎。中國經濟增長被指責為數量擴張型，以大量消耗資源、污染環境為代價，不具備可持續發展的基礎。不過，對中國產業現狀所導致的問題的不滿是一回事，針對這些不滿所采取的對策是另外一回事。

回顧整個中國產業升級的歷程，實際上是有清晰的線條可以描述。

改革開放之后，中國大體由一個半工業化社會起步，展開工業化進程。紡織品、彩電等一般消費品的大規模生產擴張，中國主要工業品生產也逐漸處在全球的前列。隨著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中國與全球產業鏈全面打通，并形成在全球產業分工中世界工廠的角色。此過程中，擴大再生產的不斷推進，生產資料需求被強勁拉升，由此中國展開了新一輪的重工業化進程并延續至今。

從這一輪宏觀調控中，很多政策不斷失效表明，中國的產業現狀的形成，是中國產業發展內生出來的。輕工業的蓬勃，基于中國的半工業化，而重化工業的崛起，則是基于龐大的輕工業的不斷擴張和發展。這些是任何其他力量也決定不了的。

從這個意義上說，在政策上給予中國產業升級的某種特定指向，可能會導致嚴重問題。因為產業升級的下一步，一定是基于當下的產業基礎是什么。遺憾的是，在中國產業升級的問題上，我們發現了太多的類似要一夜之間建成紫禁城的想法。比如說，中國工廠的管理問題：很多中國工廠面臨的最大問題是如何管理農民工，即如何組織這些沒有受到良好職業培訓的群體，能夠有效率地協作并完成工作，如果硬要拿目前商學院的那一套最前沿的管理理論來使用，可能這些工廠的管理要出大問題。這個時候，100年前泰羅的科學管理理論會更有優勢。

不過，無論基于何種目的，將加速產業升級作為政策目標，客觀上將為政府干預相關產業運作，提供了理論基礎。需要注意的是，這樣的理論基礎并非全然符合事實，且在這樣的理論基礎下，可以很容易衍生出各種各樣的產業政策，可能導致政府對于相關產業的過度干預。在產業升級問題上，恰恰這是最大的風險。

改革開放之后，中國產業高速升級的經驗說明，只要制度松綁，中國的產業發展就會基于原來的基礎迅速發展起來。從這個歷史經驗看，為民間資本提供更有競爭力的商業、社會和政治環境，是當局最應該做的事情。唯如此，中國才有可能內生出符合中國發展利益的最佳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