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拉維·艾亞爾

　　過去幾年中，印度可以從中國“學到什么經驗”以及中國能從印度學到什么，成了國際會議上的時髦話題。那些興奮的記者、德高望重的管理大師、躍躍欲試的商人以及圓滑的政客，一談起中國都是金句不斷，但說的都是些顯而易見的事情，沒什么意義。

其中的一條“深刻見解”是，印度擅長做軟件，中國擅長搞硬件。另一條是，印度應該仿效中國對基礎設施的投資，而中國應該借鑒印度的金融和司法制度?？傊?，結論看來就是印度應該修路，中國應該民主。

這些觀點具有一種精致的對稱性，認為中國和印度其實像鏡子一般映照出彼此的成與敗。但兩國的評論家中哪怕是洞察力欠佳的人，也能輕易看出，如果中國有了太多民主，或許就沒有這么多馬路。

事實上，民主在印度經常被用作替糟糕政府進行辯護的借口。在中國，印度也總是作為民主缺陷的樣本；同時在印度，那些羨慕中國經濟成就的人也會哀嘆，如果以民主為代價，印度也能取得中國的成就。

但這正是讓我覺得爭論出了偏差的原因。民主強調建立共識，或許它在印度延緩了決策過程，但同時，它所維護的制度基礎應該使得一個國家的治理更為容易，而不是更困難。

媒體自由意味著新德里比北京擁有更有效的反饋機制。最高法院、選舉委員會等獨立機構之間的權力制衡，意味著印度可能比中國有著更大的抗突發性事件的能力。

正如SARS疫情以及接下來民眾中所發生的恐慌所證明的，中國處理與健康或者環境災難有關的突發危機方面的能力，是值得懷疑的。事實證明中國的決策層是一個極高明的雜耍演員，但他們把太多的球拋到空中，使整個體系過于緊張，而印度則不存在這樣的問題。

盡管遠非完善，但印度在建立一個可持續性和實用性的民主制度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是令人敬畏的。民主不應該遭到濫用，成為政府在促進社會、經濟發展方面無能表現的借口，而是應該用來證明印度面臨著比修建購物中心和公路更為艱巨的挑戰。

后改革時代的中國決策層的最大特點是把經濟增長作為其政權的基石。印度的政黨能夠從北京學到的，就是不要只盯著選舉結果，而要把經濟增長和提供公共設施作為最終目標，至少作為第二個目標。

指望印度的政客們能夠大公無私、以國家利益為重，這種想法太天真，但這恰是從中國執政黨那里所能提煉出的最珍貴的經驗。

一個政權的長期存在需要務實主義、適應能力，尤其是公眾會認為政府政策與自身未來息息相關，至少能讓下一代人擁有更好的生活。如果印度的政客不能或者不愿意從中國同行身上“學到”這一點的話，那么這個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主國家，就有可能敗在中國面前。

應該是印度向世界證明公路和民主可以并存的時候了——哪怕是在發展中國家。進入新世紀后，印度的經濟發展已經證明了評論家認為在低收入國家民主會不可避免地阻礙經濟發展的說法是錯誤的。

但遺憾的是，印度的這種新增長相當程度上并非因為政府。引發全球關注印度經濟的，是那些私營部門。類似IT這樣的行業把印度放在了國際版圖上，這些行業一開始并未受到政府的重視以及扶持。

如果印度政府能夠提升在完善基礎公共設施方面的表現，比如教育、公共衛生、飲用水以及電力等方面，他們就不僅能創造出一個真正促進經濟騰飛的平臺，而且這種發展將是可持續性的、有著堅實基礎的。

中國相對于印度的主要優勢在于，其經濟改革的社會基礎在文化水平、平均壽命、婦女權利以及對待勞動的態度方面，都優于印度。

30年后，盡管中國在后改革時代社會成就的取得有所放緩，而印度也取得了一定的進步，但在這些方面印度與中國相比仍然有著很大差距。

印度要“趕上”中國，僅僅修建基礎設施和增加出口是不夠的。只要有半數的印度女性不能寫出自己的名字，吹噓印度即將 “趕上”中國（正如印度一些人慣于這么做的）不過是在說胡話而已。

中國和印度可以從彼此身上學到很多，而且世界也能從這兩個國家身上學到很多。

（帕拉維·艾亞爾（PallaviAiyar）女士曾是印度Hindu報業集團駐北京記者。2008年，她根據自己在中國的五年經歷，出版了 《煙與鏡：親歷中國》（SmokeandMirrors,AnExperienceofChina）一書。本文節選自該書最后一章，標題為編輯所加。杜然/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