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8日，吳曉波在新浪微博上發訊息曰：“這三天在江蘇浙江，與眾多企業家交流富士康事，竟發現有超過半數的人同情郭臺銘，我說到修改《工會法》允許建立‘獨立工會’，絕大多數企業家聞之色變，以為期期不可以。今天又看到李嘉誠公開聲援郭臺銘?？磥韯谫Y雙方在利益和觀念上的立場對立已非常嚴重，接著就看政府和知識分子如何選擇自己的立場了?！?P>我覺得對相當一部分官員和知識分子如何選擇立場——即在勞資雙方的對立中是和“勞”站在一起還是和“資”站在一起，公眾心里其實并無太大懸念。因為現實是，中國的官產學三大系統正在出現合謀的趨勢，結成一個緊密的利益共同體。官權、產權和媒體的話語權都被這個共同體抓在手里，用以捍衛自身的既得利益。

中國當前的社會有一個突出現象：存在著群眾非政治化和社會本身越來越政治化的矛盾。群眾的非政治化，從消費主義的盛行和娛樂文化的當道可以觀察得很清楚。娛樂公眾（如“超女”、“快男”的擁躉們）到底能不能轉換為政治公眾、民主公眾，這是一個值得探究的問題，但不在本文的討論之列。在另外的方面，社會本身的政治化則可以用各界對政治資源的爭奪程度來衡量。從政治學角度講，人們對政治資源的占有必然是不平等的。但這種不平等可以分為兩種：

其一，假定一個政治體系中的每一個人都根據他在社會最重要的政治資源上占有的相對地位來排列：譬如權力、財富、知識、聲譽、對傳播的控制，以及對警察和軍隊的支配。如果每個人的相對地位相同，從而形成一種完整的相互關聯，那么，我們說這樣的不平等是累積性的。通俗地說，個人擁有的某一種資源越多，他擁有的其他資源也就越多。

其二，如果一個人在某一等級序列中的地位與另一等級序列無關（沒有相互關聯），資源的不平等則是彌散性的。彌散并不意味著平等，不過，它和累積性不平等之間存在著重大的差異，因為在彌散性不平等的社會中，缺少某種資源的人可以通過對其他資源的控制來補償。

顯然，中國政治資源的不平等是累積性的。例如，2004年中國社會科學院發布的 《當代中國社會流動報告》稱，在父親受教育程度這個自變量固定的情況下，干部子女成為干部的機會，是非干部子女的2.1倍。這顯示，政治資源傾向于在一個固有群體中進行分配。不僅如此，在官產學共謀的情況下，中國開始形成資源悉數向少數人傾斜的惡劣態勢：政治權力可以賣出價格，所謂“官員傍大款”就是這種情形的生動寫照；通過金錢收買，企業老板可以使相當范圍的國家權力網絡為其個人利益服務；高校的大門向權與錢洞開，無數的領導干部和老板戴上博士帽，在資源的占有和分配上出現了典型的“馬太效應”。

公平地說，至今沒有一個國家能在幾種關鍵性的政治資源方面消滅不平等。但是，在今天的中國，如果我們不能夠把存在的不平等加以分散，以使在某些資源方面地位很差的個人和集團在其他資源方面地位較好（例如，不能為社會底層的后代向上流動創造平等機會），那么，我們可能會面臨一個極為困難的局面。

在《未來之路》中，比爾·蓋茨曾經談到過企業經營中的正、負反饋循環問題。所謂“正反饋循環”又稱正向螺旋，它是指一個成功推動另一個成功。與正反饋循環相對應的是負反饋循環，也即負向螺旋。用蓋茨的話說，“處于正向螺旋中的公司，有一種天生就該走運的氣氛，而處于負向螺旋中的公司，則有一種命定失敗的感覺?！比绻粋€公司丟掉市場份額，或是拋出了一種壞產品，用戶開始議論紛紛，投資者進而質疑它的前景，新聞界和評論家們聞到腥味，全力揭露內幕——所有這些情況會引起更多的錯誤，于是該公司的情況急轉直下，壞消息最終成為“自我實現的預言”。

本著同樣的道理，治理國家必須努力避免負反饋循環，推動正反饋循環。今天的中國社會不像過去那樣簡單，僅僅連接兩個群體——治者與被治者，它已然形成了一個“N邊”社會。不同的群體在這個社會中共存，每一群體的活動都依賴于其他的群體。管理這樣的“N邊”社會，必須要同時吸引和保持不同群體的參與，而不能采取排他手段；必須致力于使資源的占有較少累積性而更具彌散性，打破利益共同體對資源的獨占和攫取。

否則，累積性不平等達到一定閥值，導致負反饋循環開始，社會資源的分配受到極大扭曲，分配正義付之闕如，社會各階層的不滿情緒蔓延，反金權政治的運動可能趁勢而起，而且極易激蕩成為一種反社會情結。如果社會的弱勢團體無法在正式的政治參與過程中得到反擊的機會，就可能在體制外進行抗爭，形成另外一種社會對立沖突的來源。那時候，所謂“群眾的非政治化”現象有可能完全改觀。官產學勾結的泛濫更可能引發公權力的正當性危機，一個社會的國家機構的公正性如果遭到普遍的懷疑，公權力就難以有效行使，整個社會的違法脫序現象就會不斷出現，成為一個難以治理的社會。

如果像富士康這樣的惡性系列事件還無法鼓蕩社會責任感和終極關懷，形成社會的良知，發動社會的正義，那么，可以預期的是，體制內腐敗與民間墮落的惡性互動將會愈演愈烈，以致達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正是為此，我們寄希望于尚有清譽的官產學人士，能夠挺身而出，帶頭遏止民間的墮落，同時對體制內腐敗形成制約，成為中國社會的一股正循環力量，幫助國家避免陷入負向螺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