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5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國家安全部和司法部聯合發布了 《關于辦理死刑案件審查判斷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以下簡稱 《辦理死刑案件證據規定》）和《關于辦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以下簡稱 《非法證據排除規定》）。這兩個規定在性質上大體屬于帶有中國特色的司法解釋。與一些法治發達國家不同，中國的司法解釋不限于法官通過個案釋法，而是包括針對法律粗疏的現狀，最高人民法院通過制定規范性文件的方式釋法，此類規范性文件帶有明顯的“立法”色彩。而兩規定由“五機關”共同發布，其內容不僅是對現行刑事訴訟法的解釋，而且創設了一些新的規定，這種帶有“混合性”的規范性文件，只能在大體上視之為“司法解釋”。

刑事證據兩規定實質上構成了對現行刑事訴訟法的補充。證據是刑事訴訟的靈魂，刑事訴訟圍繞著發現犯罪、追訴犯罪、證實犯罪、懲罰犯罪而展開，而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刑事追訴以及最終的定罪量刑必須建立在確實、充分的證據的基礎之上，因此，如何收集證據、審查判斷證據，就成為刑事訴訟中的關鍵性問題?，F行刑事訴訟法在“證據”一章僅有8條規定，過于簡略，遠不能滿足司法實踐的需要。相對于刑事訴訟法在非法證據排除問題上的沉默，新發布的規定可謂是一種突破，但也幾乎是唯一的突破。令人遺憾的是，該突破在司法實踐中基本上流于形式，徒具“一紙空文”。

刑事證據制度不嚴格、不完善，是司法實踐中出現冤假錯案的重要原因。尤其是，我國刑事訴訟受 “口供中心主義”、“口供乃證據之王”等傳統觀念的影響，將獲取犯罪嫌疑人口供作為偵查工作的重心，并以口供為線索尋找其他證據，從而形成賴以定案的“證據鎖鏈”。由于獲取口供是快速破案的捷徑，偵查人員有時不惜以刑訊、威脅、引誘、欺騙等非法方法獲取口供，加之刑事訴訟法賦予犯罪嫌疑人“如實陳述”的義務以及允許對被追訴者長時間的封閉式羈押，更為非法方法的采用提供了土壤?？诠┑淖栽感噪y以得到保障，導致庭審過程中被告人翻供現象屢見不鮮，法院在此情形下往往做出“留有余地”的判決。云南杜培武案、湖北佘祥林案、河南趙作海案等，皆是如此。

刑事證據兩規定旨在夯實公安司法機關辦理刑事案件的證據基礎，預防和減少刑事錯案的發生。死刑是剝奪罪犯生命的刑罰方法，也是最為嚴厲的刑罰方法，具有不可逆轉性。因此，對于死刑案件理應遵循最為嚴格的證據要求。其實，《辦理死刑案件證據規定》的內容是現代刑事證據法的一般要求，在普通刑事案件中也應遵循，只不過在我國刑事證據法極不完善的情況下，在死刑案件中“先行一步”而已。辦理死刑案件更高的證據要求，主要體現在對于量刑證據的嚴格把握，其中的一些規定，體現了由無罪推定原則所引申的有利于被告人原則，以貫徹“少殺、慎殺”的死刑政策。

《非法證據排除規定》突破了兩高原有的關于排除非法言詞證據的司法解釋，不僅擴大了排除非法證據的范圍 （對于非法實物證據的排除問題，作了原則性規定），而且明確規定了排除非法證據的操作規程，包括證據合法性調查程序的啟動、法庭的初步審查、控方證明、控辯雙方質證和法庭處理；此外，還規定了訊問人員必要時出庭作證的義務。該規定的出臺，大大加強了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可操作性。偵查人員以非法方法取證，不僅侵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權，有損司法公正，而且容易釀成錯案，所謂“棍棒之下，何求不得”。

建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旨在通過剝奪偵查人員“勞動成果”的方式，遏制他們違法取證的動力。如果不建立該規則，將會使全部證據規則虛置，程序法治因此也不能得到有效建立。從這個意義上說，《非法證據排除規定》的出臺，意味著我國刑事訴訟法治建設取得了重大的進展。但是，應當看到，該規定也存在明顯的局限性，它對于通過非法搜查、扣押、監聽等方式取得的實物證據，采取了較為寬容的態度，而這些措施的采用直接關涉公民財產權、隱私權的保護。

2003年10月，第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將刑事訴訟法的修改列入了立法規劃，但卻未能按期完成修法計劃；2008年10月，刑事訴訟法的修改重新被納入了第十一屆全國人大的立法規劃。刑事證據兩規定的發布，可以視為刑事訴訟法修改的前奏。完善刑事證據制度，是構建科學、民主的刑事訴訟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預防冤假錯案、提高案件質量的重要保障。

（作者為中國社科院法學研究所訴訟法室主任、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