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佛一個黑色幽默，26日晚，就在鴻海精密（富士康）董事長郭臺銘趕往深圳，親自坐鎮，鞠躬道歉之后幾小時，該公司又一名員工墜樓死亡。這已是今年以來富士康的“12連跳”了，這一連串的跳樓自殺事件共造成10死2重傷。

郭臺銘日前在某個經濟論壇上就公司的員工待遇問題作了簡短辯護，他稱，鴻海精密不是一家血汗工廠。管理一支超過80萬人的生產隊伍十分困難，每天都要處理許多事情，但他和公司有信心能夠盡快穩定目前的形勢。

可能的確如郭臺銘所說，公司做了許多事情幫助員工。據報道，鴻海精密近來已經推出了一系列防止員工自殺的舉措，這其中包括：設立自殺熱線、聘請心理專家和顧問與員工交流，并成立了富士康員工關愛中心。該公司還邀請僧人在工廠做法事。遺憾的是，董事長的信心和公司亡羊補牢的努力并沒有能夠留住那些年輕（甚至是稚嫩）的生命。

一個多月來，隨著富士康員工“連跳”數字觸目驚心的快速上升，輿論對這家口碑本來就不算太好的臺資企業的關注以及對“連跳”事件的討論也急劇升溫。除了批評富士康公司本身的員工關懷和管理缺失以外，有論者指出，事件與中國當下過度倚重勞動密集型和出口加工型畸形產業結構有密切關系；還有人以事件為例證，直指地方政府唯GDP論的錯誤和片面的發展觀；此外，更有文學氣質濃厚的左翼批評家聲稱，從事件中看到了現代大機器、流水線生產造成的人性異化、精神荒漠等等……而自詡“理性客觀”的觀察者則引證全球和全國的平均自殺率數據來說明，從統計學的角度看，富士康的員工自殺率并不高，甚至還低于全國平均水平。當然，富士康歷來應者不暇的招工盛況，就是對它“不是血汗工廠”的最有力的辯護……

上述這些分析和解釋都有道理，但亦都有嚴重的局限。就拿所謂“全國自殺率平均水平”的問題，在我看來，只有拿中國當下18-30歲之間的健康青年的平均自殺率去同富士康員工的自殺率相比較，才是科學合理的。至于大工業生產導致的異化，這個問題被無數偉大哲人控訴了起碼有150年了，它確實是一種永遠值得認真傾聽的批判聲音，提醒我們社會遠不完美，需要改進的地方實在太多了，但若放到富士康“12連跳”這個具體事件上來看，恐怕并不具有多少針對性和建設性價值。

事實上，“富士康悲劇”以一種經典的方式深刻地揭示了長期以來很少為人論及的一個道理：市場經濟條件與“企業辦社會”的模式根本上是不相容的。

在計劃經濟時代，“企業辦社會”的情況在中國到處存在。相信稍微上點年紀的人至今都還記憶猶新，東北老工業基地的許多所謂城市——如鞍山、撫順等——其實就是一個超級工廠。反過來說，像鞍鋼這樣的所謂企業，其實就是一個涵蓋一切的社會，從托兒所到殯儀館一應俱全。然而，這樣的“企業辦社會”是以犧牲經濟效率為代價的，這也就是它們最終無一例外地難以維系，需要進行一場全方位的“國企改革”的原因。

不幸的是，以珠三角為代表的中國出口加工業基地在奉行市場經濟外部條件的情況下，它們的企業卻仍然試圖沿襲這種“企業辦社會”的內部管理方式。這自然又與它們雇傭的員工的身份結構高度相關——他們絕大多數是背井離鄉的農民工，基本沒有機會在當地安家落戶，遑論融入當地社會。在改革開放的前半段，由于企業的規模普遍比較小，問題一直被掩蓋著，今天終于大規模爆發。郭臺銘所訴的苦一點都不假：80萬人，相當于中國一個人口稠密的超級大縣，甚至已經達到了人口相對較少的省份的一個地級市的規模。富士康的這么多員工們除了干活、吃飯、睡覺、賺錢外，還有任何一個正常人都離不開的社會性需求，像家人、朋友、戀人間的感情交往……

具體地看，這12個跳樓的年輕人各自有各自不同的尋短見的原因，有些甚至是十分偶然和難以理喻的。但是，假設他們生活于一個正常的社會中，那么他們那尚未成年的大腦內那些一時想不開的念頭是完全有可能在包含著感情的人際交流中被扭轉和打消的。問題在于，富士康可不是以前的鞍山鋼鐵廠和大慶油田，郭臺銘董事長也不是他們的黨委書記。在市場經濟的外部條件下，追逐利潤是企業和企業家天經地義的事。退一萬步說，即便富士康今后投入再多員工關懷，就像26日郭臺銘陪同200多名海內外媒體記者參觀富士康部廠房并在隨后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再次作出的許多承諾那樣，他也絕不可能把自己的企業建設成又一個鞍山，當今的外部條件決定了它沒有這個能力——它所能夠辦出來的社會，一定是一個非自然的、軍營式的扭曲社會。一個正常的人際社會，就像自然界一樣，是一個有機的生態系統。而計劃經濟時代的鞍鋼之所以能夠辦成這樣一種比較真實的社會，我們之前已經分析過，完全是因為它可以支付昂貴的經濟成本，直至徹底犧牲效率，使自己根本就不再成其為一個真正意義上的企業。

我們不妨再設想一下，假如富士康對這80萬雇員不是采取集中住宿管理，而是讓他們散居在當地，8小時以外的日常生活完全自我管理，情況又將如何呢？顯然，這一定會給當地造成其他一系列社會問題，比如交通、衛生、治安等等，同時也一定會給當地政府的行政管理帶來巨大壓力。正因為這個緣故，富士康實際上是主動用企業管理的方式將本來大部分應該由政府挑起來的社會管理負擔攬到了自己身上。但它之所以這么主動替政府背包袱，也是有自己的好處的——這么做的員工管理成本肯定是比開放式的管理成本要低；此外，這種軍營式管理還可以最大限度地阻止員工結成“同鄉會”一類的組織，這能夠極大地增強他們在面對資方時的集體談判力量。順便提一句，出于其他許多考量，這也是當今中國任何一級政府都非常不希望看到的事情。

因此，富士康式的新型的“企業辦社會”對當地政府和企業本身來說，是一件能夠達至“雙贏”的事，但它的代價是犧牲了員工的正常社會生活以及身心健康。

歸根結底，“富士康悲劇”折射的是我們這個社會在急速轉型過程中所支付的成本。而這10條年輕而美好的生命，便是這種成本的震撼人心的集中體現。他們以鮮血和淚水拷問著我們的政府、企業和社會：當我們的經濟正在向“市場”大踏步邁進的同時，我們的社會在組織和管理上怎樣才能及時跟得上這種變遷？市場經濟不可能單兵突進，它的成功高度依賴政治、社會、文化各領域的全面配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