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權威的統計數據可以佐證，我們只能通過做大量的訪問，涉及的對象除各行業的講述者之外，還包括中介機構和相關研究者。在熱錢涌入成為決策部門關注焦點之一的時刻，對資金逃離的擔憂，可能只是一個“少數派報告”。我們仍然相信，這些講述背后，有我們不能輕忽的信號。

伴隨著入世，過去十年中國經濟高歌猛進，成就了一個迅速壯大的富人階層。個人資產達到一定量級后，需要在全球范圍配置資產，尋找更多的投資機會，同時分散資產風險，這是一個理性選擇的過程。同樣的一幕曾經出現在上個世紀80年代的日本和臺灣地區。

對此，我們樂見其成。不過這并非我們關注的焦點。在這些離開的身影背后，我們讀到的是另外一些信息。比如說，政商關系復雜導致的經營困境，不時沖擊著營商者的信心。上周，曾經的中國首富黃光裕一審判決入獄14年。黃光裕犯案受到法律制裁無可非議，但此案依然提醒我們一個無法回避的事實：在中國經商，不借助同政府權力的斡旋，企業很難獲得成功。而一旦借助這種權力取得成功，也就意味著企業背負了 “原罪”。這是一顆引爆器控制在他人手里的炸彈，隨時可能爆炸。

剛剛發布的鼓勵民間投資的“新36條”，讓很多民營企業家重拾信心，不過也有一些人心存疑慮。過去十年，企業家階層的成長所面對的政策環境屢有變動，缺乏穩定的預期，使得企業經營要面對多變的經營大氣候。2004年起始的宏觀調控中，正在大刀闊斧重型化的民企遭遇政策堅冰，此后國進民退案例在諸多領域內反復，一直延續至4萬億投資計劃落實進程中。這種政策在執行層面的反復令經營者無從判斷方向。而一旦做出錯誤判斷“押錯寶”，企業將陷入困境。

全社會貧富差距迅速拉大引起的仇富心理，以及社會保障體系不完善造成的不穩定因素增加，無形中也在加劇包括財富階層在內所有人的不安全感。是剝奪富人，從而使得整個社會實現“均貧富”，還是讓更多的人分享財富增長紅利，實現共同富裕，輿論包括一些政策選擇傳遞的信號，也在將財富階層推向更遠處。

這也是為什么“中國私營企業的商業領導人面對的壓力是全球最高的”。盡管這并非離開的全部理由，甚至我們并不贊成，因為這樣一些理由就選擇離開，但是這值得我們重視。對一個經濟體來說，民間資本聚集和活躍程度越高，經濟就越具有活力，人民的整體生活水平也越高。這已經為30余年的改革開放實踐所證實。而這30年提供的另外一個例證是，每當民間資本顧慮經營環境和政策環境不穩的時候，一些敏感的投資者就會選擇離開。

盡管事后證明，很多時候這并非最佳選擇。不過當這樣一些案例不斷出現的時候，為政者應該反躬自省，中國致力于展示給世界的，是一個創造財富的源泉、盡情涌流的熱土。如何建立良好的市場經濟運行秩序，把市場的歸于市場；如何實踐《物權法》，嚴格保護私人合法財產；如何創造更好營商環境，各階層可以和諧相處，各種社會情緒和訴求得以合理釋放和表達。

實際上，對這樣一個美麗新世界的渴求，是所有中國人的期望。就此而言，我們的關切無關富人，這是進入新世紀第二個十年的中國應有的警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