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金融體系改革最近吸引了各國關注，其中美聯儲的身份問題是一個焦點。貨幣政策的制定和實施者是否也能完美扮演宏觀審慎監管的職責？監管是不是應該和貨幣政策合并到一個角色中去？這是美國關注的問題，也是經濟危機過后全球都在反思的問題。

發展中國家的金融體制和美國等發達國家存在著顯著的差別。筆者認為，在金融體系尚不成熟、治理尚不嚴謹并且存在親經濟周期、親政策的前提下，發展中國家貨幣政策的制定和執行者不適合同時成為金融監管機構。

由于歷史背景，在發展中國家，央行、大的商業銀行都跟政府有直接的聯系，對政府出臺的新政策響應很快。這種獨特的體制在金融危機爆發的情況下，能夠迅速向經濟“輸血”，顯示出了巨大優越性。但作為一柄“雙刃劍”，這種親政府的金融體制很容易在控制經濟過熱或者刺激經濟增長的時候暴露風險。

貨幣政策制定者在一個下滑的周期里需要實行寬松的貨幣政策，向市場輸入流動性以提振經濟。然而當市場出現問題的時候，銀行出于風險的考慮，實際上希望能夠對放貸執行更加審慎的管理。

有的情況下，盡管利率一降再降、流動性一放再放，市場仍不能轉好。此時，如果貨幣政策制定者身兼監管職能，就可以用行政性命令要求銀行大幅增加放貸規模。發展中國家的金融機構本身就存在 “親政策”性質，對政策的傳導主動性要遠遠高于西方國家。因此當貨幣政策制定者下令擴大放貸的時候，商業銀行往往容易會很迅速地以犧牲貸款質量為代價來響應宏觀調控的需求，因為其公司治理和公共治理都不可能讓其銀行行長像私營銀行家那樣更關注銀行未來的風險。

商業銀行能夠迅速地理解政策，配合政策，其實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對國家在經濟危機時步調一致起到了非常大的貢獻，中國在金融危機中的出色表現就證明了這一點。但是需要明確的是，對政策的支持，不應以犧牲商業銀行管理信貸的自主性為代價，不應以改變審慎管理策略、降低貸款質量為代價，否則有可能醞釀更深層次的系統性風險。

在中國經濟發展歷程中，我們很惋惜地看到，有些地方政府的確存在以行政命令要求商業銀行放松貸款標準以支持經濟增長的行為。追根究底，除了深層次的體制機制和銀行治理結構原因以外，這其實和貨幣政策、監管的一體化不無聯系，因此，尤其在深層次變革還沒到位以前，我們特別要注意防止過度的親政策行為，或者過度地使用最后貸款人職能來救助本應倒閉的金融機構，減少監管責任和監管壓力的行為。

回顧經濟危機的起始和末尾，我們能看出宏觀調控、監管和商業銀行的步調存在強大的一致性，從而造成了“一起向后退”或者“一起向前沖”的舉動，控制過熱或者刺激經濟時候慣性很大，剎車比較艱難。金融系統的“親經濟周期性”其實最需要一個獨立的監管機構來實施“反周期”監管。

在美國，貨幣政策制定者美聯儲負責向國會匯報，并不對美國政府負責，號稱可以將維護美元穩定和維護美國經濟增長獨立開；而商業銀行主要對市場負責，如果銀行認為市場不好風險太大不能過多放貸，即使奧巴馬出于刺激經濟的考慮出面斡旋，也不能說服銀行放貸。

這種體制里，似乎宏觀調控、金融監管和商業銀行的市場行為之間相互脫鉤，因此很少會出現貨幣政策寬松時，監管隨之放松，而商業銀行“秉承政令”瘋狂放貸的局面，但如果美聯儲今后被賦予更多更大的監管責任后，如同時需要承擔貨幣政策責任和監管責任時，也難免不會出現自身“左手洗右手，右手洗左手”的行為。而且我以為，這也是“格林斯潘怪象”——退休前評大師，退休后挨大罵——根源：即系統性風險的積累。

因此，貨幣政策和監管一體化的另外一個弊病，就是貨幣政策的執行者必須同時扮演救助者和監管者兩個矛盾的角色，顧此失彼，不能有效完成使命。

市場上行階段，金融機構的內在問題都會被欣欣向榮的表象掩蓋。然而當市場出現周期性的下滑，金融機構很容易暴露出種種問題，這些問題還會因為經濟下滑變得更加嚴重。因此機構此時容易出現業務規模收縮、關門倒閉的現象。管理不善的機構破產消失，由健康的新機構取代，這是金融市場的退出原則，是實現自我更新的良好途徑。

然而，當貨幣政策制定者身兼監管職能，一旦機構出現問題，暴露出來的監管缺陷會讓貨幣政策執行者覺得如芒在背。為了能夠避免機構倒閉引來對其監管能力的批評，也為了能在經濟下滑時刻穩定市場，作為“最后貸款人”的央行自然會向行將倒閉的機構提供流動性，予以救助。

這時，貨幣政策制定者要負責提供流動性，還要負責市場準入和監控，幾項功能之間出現矛盾是很自然的?！熬仁乐鳌币鯓影缪荨按蠓ü佟?？

在美國等西方國家，金融危機中出問題的主要是新業務、高杠桿的部分，銀行傳統的信貸管理、操作風險管理都很強，對貸款項目的審核、對還款人的還款能力和發展前景的評估也要比我們銀行好得多。這樣的情況下，在經濟過熱的時候，銀行能夠比較審慎地去選擇一些機構客戶，金融系統擁有一定的“反周期”糾正能力。

而在發展中國家，因為在金融系統的管理上不成熟，金融機構內部管理風險的能力較弱，經濟下滑時機構出現問題的幾率就更大，金融市場自我更新的需求也更旺盛。因此，貨幣政策和監管放在同一個機構里，監管應該起到的作用很容易被央行的“救助”功能所取消；而市場退出的缺失，會將風險掩蓋推遲，最終更可能出現系統性風險。

美國此次進行金融體系改革，參議院銀行委員會主席多德曾起草了一份草案，提議由美聯儲專司貨幣政策管理，同時另起爐灶設立金融機構監督管理局，承接貨幣監理署、儲蓄機構監理署、聯邦存款保險公司和美聯儲的監管職責。

雖然多德的提議并未能別納入4月底進入參議院表決的 《2010重塑美國金融穩定性》法案，但其對發展中國家今后的金融體系改革有著非常好的借鑒價值。維護審慎監管的獨立性，避免將其歸入貨幣政策的制定和實施機構，這或許才是最適用于發展中國家的金融體制。

（作者為中國銀監會創新業務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