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新華社就房價暴漲連發六條評論，引發關注。在此之前，人們一直在尋找暴漲的根由，“剛性需求”、“土地財政”、“央企地王”等輪番上陣，已經不是新鮮話題。

然而，從任何一個角度單方面分析房地產市場，似乎都無法徹底解釋和解決問題。就“央企地王”而言，沒有地方政府的參與，僅靠央企一方是不可能實現的。而“土地財政”如果沒有大量資金配合，也無法成為現實。

長期以來，我們對于房價暴漲的質疑止步于對地方政府 （包括央企）的指責。似乎房價暴漲的根子就在地方政府，似乎只要地方政府不再高價賣地，則房價就將應聲而落、皆大歡喜了。

但是，“土地財政”何以成型？地方政府何以總有沖動通過推高房價來拉高GDP數字？繼續追問下去我們就會發現，地方政府和央企二者均具有“任期制”和“政績考核制”的雙重特質。這從根本上推動地方政府和央企主官在有限的任期內以最快速度完成足夠靚麗的政績。在這種情況下，你能想到比房地產更有效、更快捷的渠道嗎？

那么，“任期制”和“政績考核制”是地方政府和央企自設的嗎？自下而上追索，根子在中央政府。僅就直觀而言，央企資金過剩來源于4萬億刺激計劃形成的天量信貸?！巴恋刎斦眲t源于分稅制后大部分地方收入上繳中央，而以房地產拉動GDP增長則是地方應付中央考核的較佳選擇。

當中央將上收的財政資金大規模投放于奧運會、世博會、亞運會（這些活動所在地城市正是房價領漲地區）的時候，對于保障性住房等公益事業的投入卻再次被分解到地方。于是，土地財政和房地產帶動經濟的邏輯便不言自明。

在此背景下，將房價暴漲的責任盡數推給地方政府的 “土地財政”或者“腐敗”，是不是也有欠公允呢？無論央企、地方政府還是中央政府，其實都是當前經濟系統的一分子。在這個以中央政府為中心并據此配置資源為主要特征的經濟系統內，央企、地方政府以及中央政府都扮演著各自不同的角色。正是依靠這個系統，我們取得了連續多年的經濟高速增長，而且還看似完美地應對了全球金融危機。然而，當我們對這個系統形成越來越深的路徑依賴時，其弊端也在不斷暴漲的房價面前暴露無遺。

就房價而言，其首要危害是壟斷。權力的集中必然要求資源的集中，從古時“鹽鐵專賣”起，壟斷就一直是集權經濟的主動追求。當前的情況是，壟斷成性的央企正在向最初主要由民資發掘的房地產市場高調挺進。而地方政府一直以來對于土地的掌控，則更是一種赤裸裸的壟斷。

當地方政府和央企分別依靠壟斷地位，在房地產市場聯合起來的時候，房價便暴漲到了連許多民營開發商都心驚膽戰的地步。事實上，民眾早就被日益高漲的房價所挾持，一路追漲，形似恐慌。人們將“暴利”的指責拋向開發商，但開發商卻大呼冤枉。據全國工商聯相關統計，地產項目總費用支出中近半以土地成本和總稅收的方式流向了政府。

高額征稅恰恰是迅速聚攏資源的最有效方式，與此相似的是對利率的控制。民眾之所以敢押賭房地產，一個很重要的因素是長期低利率。當存款利息趕不上CPI上漲的步伐，投資固定資產當然就是一個次優的選擇。更何況，已經有無數個“百萬富翁”在房價暴漲過程中幾乎在一夜之間誕生。

值得反思的是，為什么在比金融危機簡單得多的房地產市場，威力大到幾乎無所不能的宏觀調控卻一次又一次變成了“空調”？在我們自認為解決了一個危機的同時，會不會已經為下一個更嚴重危機的發生埋下了種子？

這又從另一個側面證明，當前房價暴漲的根源在于一個系統性的扭曲，而不可能是單純任何某一方造成的。在這個以中央政府為核心的經濟系統中，土地市場、資金市場甚至利率市場等被壟斷，而通過宏觀調控大開大合地干預經濟越來越成為習慣。每當此時，市場的作用就實際上被一再限制，壓縮到一個逼仄的角落。這時候，各種資源的錯配便不可避免，而房地產等資產市場就難免出現泡沫。這種資源錯配的程度、泡沫的大小則與經濟的壟斷程度成正比。

從根本上講，我國房價必然隨著城市化的進程而上升，但這應是一個漸進的過程，暴漲無疑將透支未來。要徹底解決暴漲問題，最終還是要讓市場回歸本位。就此而言，決策層恐怕還需要一些壯士斷腕的勇氣和魄力。

房價暴漲根不在地方政府和央企

魏黎明

464

2010-04-12

魏黎明

　　日前，新華社就房價暴漲連發六條評論，引發關注。在此之前，人們一直在尋找暴漲的根由，“剛性需求”、“土地財政”、“央企地王”等輪番上陣，已經不是新鮮話題。

然而，從任何一個角度單方面分析房地產市場，似乎都無法徹底解釋和解決問題。就“央企地王”而言，沒有地方政府的參與，僅靠央企一方是不可能實現的。而“土地財政”如果沒有大量資金配合，也無法成為現實。

長期以來，我們對于房價暴漲的質疑止步于對地方政府 （包括央企）的指責。似乎房價暴漲的根子就在地方政府，似乎只要地方政府不再高價賣地，則房價就將應聲而落、皆大歡喜了。

但是，“土地財政”何以成型？地方政府何以總有沖動通過推高房價來拉高GDP數字？繼續追問下去我們就會發現，地方政府和央企二者均具有“任期制”和“政績考核制”的雙重特質。這從根本上推動地方政府和央企主官在有限的任期內以最快速度完成足夠靚麗的政績。在這種情況下，你能想到比房地產更有效、更快捷的渠道嗎？

那么，“任期制”和“政績考核制”是地方政府和央企自設的嗎？自下而上追索，根子在中央政府。僅就直觀而言，央企資金過剩來源于4萬億刺激計劃形成的天量信貸?！巴恋刎斦眲t源于分稅制后大部分地方收入上繳中央，而以房地產拉動GDP增長則是地方應付中央考核的較佳選擇。

當中央將上收的財政資金大規模投放于奧運會、世博會、亞運會（這些活動所在地城市正是房價領漲地區）的時候，對于保障性住房等公益事業的投入卻再次被分解到地方。于是，土地財政和房地產帶動經濟的邏輯便不言自明。

在此背景下，將房價暴漲的責任盡數推給地方政府的 “土地財政”或者“腐敗”，是不是也有欠公允呢？無論央企、地方政府還是中央政府，其實都是當前經濟系統的一分子。在這個以中央政府為中心并據此配置資源為主要特征的經濟系統內，央企、地方政府以及中央政府都扮演著各自不同的角色。正是依靠這個系統，我們取得了連續多年的經濟高速增長，而且還看似完美地應對了全球金融危機。然而，當我們對這個系統形成越來越深的路徑依賴時，其弊端也在不斷暴漲的房價面前暴露無遺。

就房價而言，其首要危害是壟斷。權力的集中必然要求資源的集中，從古時“鹽鐵專賣”起，壟斷就一直是集權經濟的主動追求。當前的情況是，壟斷成性的央企正在向最初主要由民資發掘的房地產市場高調挺進。而地方政府一直以來對于土地的掌控，則更是一種赤裸裸的壟斷。

當地方政府和央企分別依靠壟斷地位，在房地產市場聯合起來的時候，房價便暴漲到了連許多民營開發商都心驚膽戰的地步。事實上，民眾早就被日益高漲的房價所挾持，一路追漲，形似恐慌。人們將“暴利”的指責拋向開發商，但開發商卻大呼冤枉。據全國工商聯相關統計，地產項目總費用支出中近半以土地成本和總稅收的方式流向了政府。

高額征稅恰恰是迅速聚攏資源的最有效方式，與此相似的是對利率的控制。民眾之所以敢押賭房地產，一個很重要的因素是長期低利率。當存款利息趕不上CPI上漲的步伐，投資固定資產當然就是一個次優的選擇。更何況，已經有無數個“百萬富翁”在房價暴漲過程中幾乎在一夜之間誕生。

值得反思的是，為什么在比金融危機簡單得多的房地產市場，威力大到幾乎無所不能的宏觀調控卻一次又一次變成了“空調”？在我們自認為解決了一個危機的同時，會不會已經為下一個更嚴重危機的發生埋下了種子？

這又從另一個側面證明，當前房價暴漲的根源在于一個系統性的扭曲，而不可能是單純任何某一方造成的。在這個以中央政府為核心的經濟系統中，土地市場、資金市場甚至利率市場等被壟斷，而通過宏觀調控大開大合地干預經濟越來越成為習慣。每當此時，市場的作用就實際上被一再限制，壓縮到一個逼仄的角落。這時候，各種資源的錯配便不可避免，而房地產等資產市場就難免出現泡沫。這種資源錯配的程度、泡沫的大小則與經濟的壟斷程度成正比。

從根本上講，我國房價必然隨著城市化的進程而上升，但這應是一個漸進的過程，暴漲無疑將透支未來。要徹底解決暴漲問題，最終還是要讓市場回歸本位。就此而言，決策層恐怕還需要一些壯士斷腕的勇氣和魄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