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有計劃”與“吳市場”

吳曉波

財經作家，藍獅子出版人wxb680909@yahoo.com.cn

　　1989年春夏之際，中國發生了一場大動蕩。在整個年度里，經濟發展的速度降到了1978年以來的最低點。經濟局勢的動蕩，使意識形態的爭論變得非常的敏感。就是在這樣的大環境中，幾年前已經塵埃落定的 “商品經濟”與“計劃經濟”之爭再次被擺上臺面。

在這場充滿了火藥味的、決定中國經濟方向的大論戰中，性情溫和的吳敬璉扮演了一個孤膽戰士的角色。

一

在一開始，吳敬璉就把自己變成了一個招致攻擊的“靶子”，他不但捍衛“商品經濟”，甚至還進而提出，應該用“市場經濟”這個新名詞。

1989年10月28日，《光明日報》刊發《中國不能完全實行市場經濟》一文，內稱，“如果我們……讓市場成為資源的主要配置者，不重視乃至削弱和否定計劃經濟的重要作用，必然會導致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瓦解”。十天后的11月7日，吳敬璉接到發展研究中心副總干事孫尚清通知，要吳隨他去中南海中區西樓參加一個會議，總結1989年“70天”的經驗與教訓。就是在這次會議上，計劃派與市場派展開了第一次針鋒相對的論戰。

會議一開始，第一個發言的是財政部財科所的原所長許毅，他原是華東稅務管理局的辦公廳主任，調任北京后，與吳敬璉相熟識。他洋洋灑灑地講了一個半小時，中心意思是，社會動蕩的根本原因是經濟改革出了毛病，本來應該計劃取向的，卻搞了市場取向，導致重復建設、通貨膨脹、貪污和諸侯經濟等等這么多的問題。

接著就是吳敬璉發言，他也洋洋灑灑地講了一個半小時。他說，自己對許多現象的看法和許毅的觀點很相似，但是對這些現象的原因分析，與其的距離很大。對于中國改革中出現的一些問題，確實需要冷靜地思考，人們在十年改革中得到了許多利益，為什么還有不滿？接著，他分析了通貨膨脹、分配不公和腐敗橫行三大社會問題的根源。他認為主要的根源是發展戰略和改革進程出了問題。發展戰略上的問題是急于求成，用各種手段支撐高速度，改革的問題則是不明確到底要把原來體制下的哪些東西改掉，要改成什么樣的體制，改革的具體道路不清楚。改革初期走放權讓利的路，用承包制等方法“調動積極性”，這些做法早在1950年代就搞過。應當用新辦法，擴大市場的作用；而如果按放權讓利的思路搞下去，會出現很嚴重的惡果。

那天，一個上午的會就只有他們兩人發言，旁邊的人大多沒有參與爭論。

吳敬璉的觀點在很多人看來無疑是非?！拔ｋU”的，他把自己孤立在了“主流”之外。就在他與許毅展開論戰的同時，全國范圍內正在展開一場針對民營經濟的整頓運動，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記載，1989年下半年，全國個體戶注冊數減少300萬戶，私營企業從20萬家下降到9.06萬家，減少一半多。

在公開的報刊上，種種反對市場化改革的聲音喧囂塵上，1990年1月，北京《當代思潮》發表《用四項基本原則指導和規范改革開放》，文章說，“私營經濟和個體經濟……如果任其自由發展，就會沖擊社會主義經濟?！?月22日，北京一家報紙發表《關于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長文，作者提出一個質問：搞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人有沒有經濟上的根源？有沒有一種經濟上的力量支持他們？回答是有的，私營企業和個體戶就是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經濟根源。文章說，資產階級化的改革“說到底，一個是取消公有制為主體，實現私有化，一個是取消計劃經濟，實現市場化”。

二

吳敬璉以及改革派人士此時的危險和被動，并不僅僅來自國內的思潮壓力，同時還受到國際局勢動蕩的挑戰。就是在這段時期，蘇聯和東歐的社會主義國家陣營發生了令人吃驚的“劇變”?！疤K東劇變”給同樣為社會主義國家的中國帶來了巨大的震驚。在駭然之余，思想界形成了幾種截然不同的結論，一些人認為，正是因為蘇聯和東歐各國放棄了計劃經濟體制和階級斗爭學說才導致了今日的政權喪失。這一思潮當然對吳敬璉等市場派人士造成了空前的政治壓力。

1990年的夏天，吳敬璉偕周南去英國牛津大學作訪問研究，后回國，途經剛剛合并的聯邦德國、捷克斯洛伐克、蘇聯。從莫斯科坐火車回北京的路上，他的心情越走越悲觀，國內及國際局勢的變幻讓他更為深入地思考中國的出路。就在吳敬璉歸國后不久的1990年7月5日下午，江澤民總書記在中南海勤政殿召開一次經濟問題座談會，十多位經濟學家應邀出席，其中有薛暮橋、劉國光、蘇星、吳樹青、袁木、許毅、吳敬璉等，總理李鵬和政治局常委喬石在座。吳敬璉與“計劃派”再次當面交戰。

與去年一樣，許毅還是打頭炮，堅持反對市場化取向的主張。吳敬璉又是第二個發言，他說，你說的那些現象都有，但原因不是改革的市場取向不對和改革“急于求成”，而是市場取向的改革不夠堅決，不夠徹底?！坝媱澖洕c市場調節相結合”這個口號不妥當，應該明確“市場經濟”。

這時，袁木接著吳敬璉的話頭說，中央從來就沒有講過 “市場經濟”！吳敬璉提醒他，陳云1981年就用了“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相結合”，鄧小平在接見戒嚴部隊時也講了 “市場經濟”，為什么這個詞不能用？袁木又說，正式文件里沒有這個提法，既然正式文件里沒有就不能用。吳敬璉說，大家都看了鄧小平講話的錄像，既然他都認為可以這么說，為什么我們這么講就大逆不道了？其間，又有人幾次打斷吳敬璉的話說，“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的提法是中央已經定了，只能討論怎么結合，不能討論這個提法本身。但在會議主持者的容許下，吳敬璉還是堅持講完了自己的意見。

在這次座談會上，薛暮橋和劉國光也站在吳敬璉一邊，強調必須堅持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維護市場取向的正確方向，應當恢復十二屆三中全會和“十三大”的提法。而在論戰的對方，除了許毅、袁木之外，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當過《求是》雜志總編輯的有林也是最活躍的人士之一。

一時間，雙方互不相讓。86歲高齡的薛暮橋情緒十分激動，一度連話也說不清楚了。會后，他給江澤民等中央領導人寫了一封長信，說自己“因年事已高，思維不如過去敏捷，臨時邊想邊說，中間又插話頻繁，該說的沒有說清楚，不需要說的卻說了不少，沒有把自己的意見表達出來，對此內心很不平靜”，于是又把自己的觀點詳盡地講述了一遍，認為必須認清形勢，當機立斷地進行市場化改革。薛暮橋在自己的回憶錄中記載，“這封信在起草過程中得到吳敬璉同志的大力幫助，他對我寫的原稿做了許多修改和補充?！?P>三

為了呼應薛暮橋，吳敬璉也繼續頑強地反批評。在1990年11月，他寫出《九十年代中國經濟發展前景》一文，對未來十年的改革進行了戰略性思考。

針對困難重重的局面，吳敬璉把當時各種政治力量提出的解決之道概括為以下三種方案：第一種方案，實行行政性的重新集中化，廢止前幾年施行的行政性分權體制，如財政大包干等等，取消價格雙軌制，加強中央對稀缺資源的集中控制，把國民經濟的重要部門、重要產品的生產和主要投資置于指令性計劃的控制之下，用行政性手段進行資源的再配置，優化國民經濟結構，實現經濟的穩定發展。換而言之，就是退回到中央集權的計劃模式。他判斷說，“這種辦法如果能夠實現，是能夠實現短時期的經濟穩定的?！钡?，中國的變化將從此非常緩慢，“不能指望依靠它來實現現代化的宏偉目標?！?P>第二種方案，推進市場取向的改革，盡快取消“雙重體制”，把“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即“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的經濟體系初步地建立起來。在強化國家對宏觀經濟總量的控制的同時，充分運用市場競爭的力量來克服現有經濟結構和經濟運轉的種種問題。

第三種方案，大體保持現有的“計劃-市場”雙重體制以及財政大包干、外貿大包干、信貸大包干、部門承包和企業承包等制度，只在兩個方面做一些改變，一是適當加強中央行政當局和計劃機關的權力，增加指令性計劃的比重。二是對某些不太合理的價格做某些調整，對承包基數和方法做修訂和改進。

吳敬璉中意的是第二種方案，不過他認為被采納的概率很低。在文章的最后，他頗帶期望地寫到，中國的現代化事業要真正成功，“出路在于推進經濟體制的根本改革，較快地建立有調節的市場經濟體制，在今后的發展中，會有越來越多的經濟專家和領導人認識這一點，因而出現改革開放的新局面?！?P>寫作此文時的吳敬璉并沒有料想到，他所期盼的“在今后會出現的那個領導人”居然不久就出現了。兩年多后，在他給出的三種方案中，中央政府最終采納的居然不是折中的第三種，而是最具市場化特征的第二種。

這些當然是后話。至少從1990年前后的公開輿論看來，吳敬璉和薛暮橋等人仍然是孤獨的。

就在勤政殿座談會后的四個月，1990年11月3日，《北京日報》刊發文章，標題是《中國的改革決不是完全實行市場經濟》，其核心觀點直奔吳敬璉而去。1991年4月，《當代思潮》發表《改革開放可以不問姓社姓資嗎？》一文，說“不問姓社姓資，必然把改革開放引向資本主義道路而葬送社會主義事業?！?月，《真理的追求》雜志發表《重提姓社姓資》文章說，“一切不愿意做雙重奴隸的中國人，在改革大道上前進時，有責任也有權力問一問姓社姓資，時刻提防不要偏離改革的方向?！北本┮患覉蠹垊t發表《當前改革的三個問題》，提出“我們的同志中，有的也在抹殺兩種改革觀的分野，忌言姓社姓資，更有甚者，在喧騰一時的‘全面地、迅速地私有化’的呼聲受到遏制之后，‘私有化潛行’論者仍在潛行?！?990年底的一天，吳敬璉的老朋友烏家培給他打來電話。在寒暄數語后，烏小心翼翼地詢問道，聽說國務院一位領導在你的文章上批示說：市場就那么靈嗎……你知道最近外面給你起了一個什么綽號嗎？”吳敬璉茫然地說，“不知道”。烏說，“計委那邊有人說，目前北京經濟學界有三個代表人物，一個是‘有計劃’（指有林），一個是‘吳市場’，還有一個是‘楊承包’（指楊培新）?！?P>也就是從這時起，“吳市場”這個綽號不脛而走。日后吳敬璉在接受采訪時多次談及，“‘吳市場’對我完全不是美稱，當時是很厲害的貶意：‘和中央不保持一致’?！?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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