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葉”詩人鄭敏

　　一位滿頭銀發的老太太過來開門，她身穿藍色無袖上衣和深色褶裙，小心地走過空曠的客廳，在靠窗的沙發上坐下，不解地問：“我一個老太太，有什么值得采訪的呀？”之前在電話中她已經問過這個問題了，她的記性不太好了，聊天時她好幾次問記者叫什么是哪個報社的，得到答復后馬上回過神來：“對不起，我好像問過了?！?P>89歲的鄭敏是“九葉”詩人中的一葉，其余八葉均已凋落，去世最早的是穆旦，死于1977年，去年袁可嘉在紐約去世后，鄭敏成為“九葉派”僅存的一位。她跟女兒和外孫住在一起，客廳一角放著她的先生童詩白的像框，像框上貼著一張紙條，上面是鄭敏手寫的一首詩 《我們永遠在一起》。她先生童詩白是著名電子學家，已于四年前過世。

聊到自身經歷時，鄭敏的記憶力非常清晰，語氣從容沉緩：出身于留法知識分子家庭，中學時閱讀大量文學作品，進入西南聯大哲學系，開始寫詩，并遇到幾位對她很有影響的老師，四十年代末赴美留學，五十年代中期回國，先后在中科院文學所和北師大做研究及任教。這是那個時代留學知識分子的典型經歷。

鄭敏強調自己身上并無多少女性特質，她的詩也是重哲思、去女性化的。她那些受人矚目的詩歌《金黃的稻束》、《寂寞》等都是寫于四十年代，七十年代末以后她重新開始寫詩，直到現在也未停筆，但在后來的詩里，過去那種沉靜動人的光彩黯淡下來。她翻譯過普拉斯、洛威爾等英美詩人的詩歌，譯得都很漂亮，她和穆旦、袁可嘉、陳敬容都是一流的詩歌翻譯家。

只要稍微停頓一會兒，鄭敏就會把話題從自己身上轉移到農村教育問題、中國文化問題上來，語氣也變得激昂起來。她提到她家請的36歲的小時工，竟然不識字，“我覺得太驚訝了，我就不能理解，難道不能每個村子辦一個小學嗎？”另一方面，她認為現狀不太可能改變。

傍晚時分，聊天結束，鄭敏起身走進廚房，將中午剩下的飯菜加熱，飯菜是小時工做好的。她把菜倒進鍋里，打開火，把飯送進微波爐。她手腳麻利地準備著晚餐，偶爾會忘了鍋鏟擱在哪兒。

一

我本來姓王。王家在福州是一個很大的家族，外祖父是有名的詞人，我母親念過私塾，非常喜歡詩詞。我父親所有的朋友都是留法念理工科的，他們那時候出去是在清末民初，開始意識到中國的科技落后，所以他們都去念自然科學，沒有人去念文科，回來后就是想要發展中國的科技，所以他們不會去做官。

我的生父很早就過世了。他有六個孩子，而且他身體非常不好，得的是肺結核。他病得非常重，躺在床上快死的時候，我得了腦膜炎，也快死了，幾個月大。這時父親的一個把兄弟，就是留法的同學來了，問小孩為什么扔在地上？沒希望了，得腦膜炎了。父親這個把兄弟就把我抱去醫院治病，由他負責，等于給了我第二個生命。所以他做了我的干爹，他后來在國民政府做到很高的官。

我的病治好后，因為小孩太多，王家就把我過繼給了鄭家。我的養父是我生父的妹夫，養母不能生育，所以我就成了他們家的孩子了。我父親對我非常好，他也是留法的，一點都沒有歧視女孩子，他們從法國回來，腦子里頭完全是自由平等那一套。他們那一代反抗封建比我們后來厲害得多，尤其他們是第一批跑到歐洲的，對封建文化非常痛恨。我父親后來賣掉一座房子送我去美國念書，所以我覺得自己真是非常幸運的。

我父母對待我是完全像一個男孩子那樣教育，一點都不鼓勵我當舊式的小姐。我是在河南的一個礦山長大的，父親是那兒的總工程師，對我用的是西方的教育方式，每天都是體育鍛煉，爬山、游泳，我六歲就會游泳了。然后又找一個家庭教師來教漢語，開始認漢字，數學我是一塌糊涂。我母親很喜歡做衣服，給我做了很多漂亮的衣服。

六歲時，我母親帶我到北京，讓我在北京念小學，我父親還留在礦山。我上的是一個教會小學，有一個很有名的教會中學叫貝滿中學，我這個小學就是貝滿中學的附小。念中學是在江蘇省立女子中學，因為我父親在南京工作。

念到初三的時候我的數學已經很危險了，代數把我嚇壞了，幸虧到高中就念文科了。我從高中起看了好多翻譯文學，把《世界文庫》里英國著名文學作品差不多都看了，那時候美國的很少。那時整個新文學都出來了，所以我也看了不少新文學，魯迅啊，周作人啊都看了。

二

到昆明上聯大本來念的是國文系，但我覺得新文學的書我都看遍了，不想念國文了，古文我也不想念。猶豫了半天，我說我轉哲學系吧。我真是走對了，一直到后來很晚，看到海德格爾說哲學是文學的近鄰，我心想太對了。我當時并不知道這句名言，可是我就主動去選哲學了，當時哲學是個非常冷的冷門，經濟是最熱的了。我學哲學是為了豐富我的思想。

當時哲學系有湯用彤、馮友蘭、馮文潛和鄭昕，這幾個老師對我影響最大。湯用彤是教魏晉玄學的，馮友蘭是教中國哲學的，馮文潛教西洋哲學史，鄭昕教康德。這四個老師就整個把中西方哲學都教了。所以我后來到美國就去念文學了，因為我不能再念哲學，我也不想當一個哲學家，我還是要寫詩。

在聯大的時候我開始寫詩，馮至對我的影響很大。我跟他的共同點就是我們念哲學，然后進入詩，在詩歌上我們的趣味很接近。他是一個絕對的學者，非常嚴謹的老師，說話很少，我好像從來沒有聽他說過一句玩笑話；他的文章也是這樣，沒有一句是隨隨便便的，每一句都是非常嚴肅的問題。

我非常尊重馮至老師，可是無法跟他瞎聊，好像我一定要帶點什么問題去請教他，否則不會到他那兒去串門。在聯大的時候我們住得非常近，有相當一段時間我經常去找他，但每次去他那兒好像上課似的，你如果不提問題他絕對不說，尤其是生活瑣事，與他無關的事。所以我后來也沒有怎么去訪問他，因為畢竟不能老一本正經地提詩歌的問題。

三

在美國七年，去的時候是坐船，從上海出發，要走二十幾天，一路上非常好玩。當然要打工了，在布朗大學念英美文學只免學費，那我就在餐館里洗碗，還穿過珠子。

我認識童詩白的時候，已經30歲了，準備轉到他那個大學去念博士。那時候這些中國學生自己辦食堂，他們派童詩白來接我去食堂吃飯。我們認識幾個月就決定結婚了。本來我是預備在那兒念博士的，可是他已經念完了，要去紐約工作。我想回國教書碩士也夠了，于是放棄念博士，跟他一起去紐約。

到紐約后，我就去找老師學音樂，學了兩年的聲樂。童詩白是學理工科的，可是他非常愛好音樂，會拉小提琴；雖然我念哲學，可是我覺得他的哲學是天生的，真正是他生命的一部分。

我們1955年回國，回國以后我在中科院文學研究所呆到1961年。主要是因為我在吃飯的時候，向我們的女書記提了一個問題，平常覺得她是特隨和的一個人。我說我剛回來的時候，老是說蘇聯老大哥對我們影響很大，怎么現在都沒提蘇聯老大哥了，她就微笑了一下，很神秘地微笑了一下，然后就打報告去了。后來領導找我說你在國外住的時間太長了，我們這個文研所沒有群眾，你應該到群眾多的地方去。意思就是想把我下放了，其實我已經插過隊了。我心想，原來昨天問了這么一個問題，今天我就應該去接觸群眾。正好那時大學恢復英語課，因為之前有兩年停了，所以很快就有人找我去教英語。然后就教書，經歷了各種各樣的社會變化，到了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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