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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0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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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中國汽車工業總公司總經理陳祖濤:中國汽車工業發展需要企業家精神

      從1953年一汽建廠開始算,中國汽車工業也走過了56個年頭。今天我國汽車行業蓬勃發展的局面是我們當初不敢想象的,根據中國汽車工業協會的數據,今年上半年我國汽車總銷量已達600多萬輛,全年總銷量突破1000萬輛大關沒什么問題。

    不過在形勢一片大好的局面下,也存在一些問題。借此機會我談談自己作為一位老汽車人對于不同時代汽車企業領導的一些看法。

    建國初期我們在蘇聯支援下籌建一汽,從全國各地抽調來大批干部,大家雖然來自五湖四海,背景與經歷各不相同,但人心很齊,工作與學習氣氛很濃厚,從工人到領導都想著怎么盡快把工廠建設好,造出好的產品。

    當時的一汽,就像個大學校,各個崗位的工人、干部都在努力學習,以適應工作崗位的要求。領導們之間關系很融洽,即便是最大的領導,也很平易近人,沒有高高在上的感覺。

    建設初期一汽的管理很民主,不管是大領導還是小領導,只要有想法就可以提,領導們之間即使有爭執,也都是因為工作上意見不同,大家想的都是怎么把工作做好,非常服從組織的安排,很少有個人私心或私欲。

    那時候企業領導者的角色,更類似于后來的車間主任角色,不用擔心采購與銷售,只要一門心思管好生產,保證產品質量就行,采購與銷售都由國家按計劃分配。

    這種完全計劃經濟的管理方式,適應我國建國初期百廢待興、國民經濟急需走上正常軌道的需求。經過長期戰亂,國內工業基礎非常薄弱,如果不是在計劃經濟體制下集中精力與資源,不可能在很短的時期內建成一汽。

    一汽快速建成后,很快推出產品,產品質量與產量也逐年提高,反過來支援全國各地的經濟建設。

    完全按照計劃經濟思維辦事,也不是沒有問題。這在二汽(即后來的東風)的建設中表現很明顯。當時我們既被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孤立,與蘇聯的關系也惡化,中央號召備戰備荒,因此經濟建設也都以備戰為前提,所有工廠建設都挪到遠離邊境且地方隱蔽的“三線”去。二汽選址就在這樣的背景下確定為湖北十堰,當時我一直反對二汽選址在這樣一個偏僻且毫無工業基礎的地方,這是我心中的一大遺憾。

    后來的發展證明,沒有人要和我們打仗,也沒有必要到大山溝溝里建企業,浪費幾十億,苦了幾代人。對于汽車這種講究規模效益,大投入、大產出的企業,建在山溝溝里非常不方便。東風集團以后的幾代領導,費了很大努力逐步把東風大本營從十堰搬到交通更為便利的武漢。

    鄧小平同志領導的改革開放給我國汽車工業帶來很大變化。經過文革期間十多年的動亂,一直閉門造車的我國汽車工業與西方發達國家的汽車工業差距很大,無論是管理還是技術、產品,都遠遠落在人家后面。

    當時我陪同饒斌(一汽老領導,中國汽車工業的奠基人)到國外考察,深感我們的汽車工業落后太多,急需學習國外的先進技術與管理經驗。因此有了后來的“市場換技術”,汽車工業成為改革開放大潮中走合資路線的典型行業。

    合資給我們汽車工業帶來的提升是顯而易見的,改變了我國汽車工業以往缺重(重卡)少輕(輕卡)、轎車基本空白的局面,產品大大豐富,產業結構趨向合理;企業管理水平也開始向現代企業管理靠近,打破“大鍋飯”,采取績效管理,按勞分配,多勞多得。

    改革開放后,汽車行業被嚴重挫傷的積極性又找了回來,汽車企業領導也都干勁十足,視野也更開闊,積極引進國外先進技術與管理經驗。我國汽車工業也得到大發展,第一個100萬輛我們用了將近40年時間,第二個100萬輛只用了8年時間,以后的產銷規模更是一年上一個臺階。

    進入21世紀后,轎車開始進入家庭,我國汽車工業得到更大發展。民營資本在汽車行業中更為活躍;國際汽車巨頭都來中國合資建廠;國有汽車企業逐漸成為大集團。

    在一片繁榮背后,我國汽車工業中尚有不少深層次問題。比如近年來我們的汽車工業一直在喊走出,發展海外市場,但在歐美發達市場屢屢碰壁,現在沒有一個企業敢拍胸脯說自己的產品已經成功打入歐美市場。

    表面上是我們的產品質量不過關,達不到歐美發達國家的“高門檻”,但深層原因還是我們企業管理水平不行?,F在到我們主流汽車企業去看看,尤其是幾家國有大集團,研發、生產的硬件設備不比國外差,有些生產設備還是世界上最先進的。

    即便有很先進的硬件設備,我們還是無法開發、生產出世界先進的產品。直接原因是研發與工人的素質問題,但歸根結底,是我們的管理體制與企業領導管理水平有問題。

    這么多年我國汽車工業一直以國有企業為主,國家支持力度最大也是幾大國有企業,社會也最關注這些企業。我認為中國汽車工業目前發展的一個很重要問題是國有汽車企業領導缺乏企業家精神。

    這不是汽車企業單獨有的問題,而是所有國有資本集中的行業共同面對的問題?,F在政府部門經常采取的做法是,把業績好的企業領導提拔到更高級別的政府官員崗位,或者將比較看好的干部派到企業干幾年,然后調回政府部門并提拔。不管怎樣,似乎國有企業領導更好的出路就是政府部門。

    這種培養干部的方式,實際上不利于培養國有企業領導的企業家精神。政府領導與企業領導的要求還是不一樣的,當政府領導要求有魄力、敢拍板,做企業領導更要求懂技術、懂經營,遵從科學管理原則。這種干幾年就走的干部調配制度,不利于企業領導長期扎根企業。

    在這種干部管理體制下,少數企業領導把當企業領導作為一個跳板,企業管理經歷成為獲取更好仕途的一種資源。

    這種領導管理企業,急于在短期內做出成績,搞形象工程,上面說重視新能源,就趕緊弄幾臺樣車。上面說支持汽車企業走出去,就趕緊到海外布個點,出口一批車。

    “官本位”思想主導的企業領導,自然缺乏長遠的戰略考慮。企業管理的提升也就有限度,一言堂、一把手說了算的現象也就不稀奇,戰略失誤也難以避免。這對企業本身乃至我國汽車工業的長遠發展非常不利。

    當然,當企業領導有經營目標,壓力更大,進入政府做官則比較輕松,沒有那么大的經營壓力,只要不出大錯,就不會有什么問題。如何處理好國有企業高層的激勵與監管機制,一直是近些年中央政府部門努力解決的。

    相較于國有企業,我覺得民營企業更有活力,因為企業領導是拿著自己的錢在做事,戰略失誤了損失的是自己的錢。因此必須從實際經營的角度出發,做真正對企業經營有利的事。但民營企業也有自己的問題,比如解決資金短缺、家族管理等問題。

    要解決我國汽車工業的深層次問題,必須有一批有企業家精神的企業領導,安心長期扎根于企業,想盡辦法提升技術與管理水平,無論是國有企業還是民營企業,都需要時間。短期急功近利或者急于求成,都無法達到目的。

    (陳祖濤口述 耿慧麗、李雪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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